杜立武

2006年05月24日凌晨1时，林某驾驶运输公司的大型运输车沿由南向北在中间车道上直行，遇况向右侧车道变更时，与在右侧车道上巡逻的协警员黄某发生碰撞，造成黄某右额颞骨骨折、右额颞顶急硬膜外血肿伴脑疝形成、右额颞顶手术后局部颅骨缺损。该案经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认定林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协警员负事故的次要责任。2007年4月17日，黄某向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林某和运输公司共同支付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等杂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40819.81元.在一审过程中，原告申请对黄某进行伤残等级、劳动能力丧失程度、护理级别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构成四级伤残参照和十级伤残，参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构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大部分护理依赖。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作为被告的代理律师我们认为做其他无谓的辩解，是毫无意义的。本律师把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能大大较少被告赔偿数额的项目上，具体有：1、原告是否有适合的证据证明其在厦门市内住满1年；2、鉴定结论是否准确？能否作为认定护理以及劳动能力丧失的依据；3、黄某自己需要负多大的责任。争议的第一点涉及按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赔偿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在厦门，当年的城镇标准是每年18513元，而农村标准只有6853元，按赔偿20年计算差额在20多万；在中国很多人说“同命不同价”，我并不这么认为，在城市养一个人的成本肯定要比农村大得多，按成本、损失，计算赔偿数额无可非议。争议的第二点涉及抚养费以及护理费的赔偿。这个也是赔偿项目的大头。如果认定大部分护理依赖，则赔偿20年的护理费，每天护理费按厦门社平工资计算是很可怕的数据（60－70万元）。这样造成有时护理费要比撞死人的死亡赔偿金要多得多（在厦门撞死个农村户口的，一般只要赔15万，而护理费不分农村与城镇户口），所以才造成事实上很多肇事司机希望甚至故意把受伤的人员再压死的奇怪现象。另外，劳动能力丧失鉴定为大部分劳动能力丧失与对劳动能力没有影响的赔偿差额也在5万元左右。争议的第二点涉及赔偿数额总的分担问题，即全部损失黄某要承担？％，被告要赔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本律师认真审查了证据认为黄某只有证据证明其1998年有到厦门打工并暂住一年，2006年初到事发前又在厦门暂住，但是这之间以及事发前一年是否在厦门打工、生活不能证明。按照厦门审判实例认定：需要在厦门暂住一年以上的，才按城镇户口赔偿；本律师认为严格按照这个审判实践，被告只能按农村标准赔偿。但是鉴于原告被撞得表面上比较严重（号称只要头部可以动），站在法官同情弱者，平息社会矛盾的非法律角度（这是中国特色的审判，也是社会实际情况，我们回避不了，本人最恨那些把依法可能胜诉最后没有得到法官支持的案件说成，对方找了关系，法官在枉法裁判的说法，我认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是死读书，完全不了解中国真正的法律体制），本律师同时也告知被告要做好按城镇户口赔偿的准备。本案争议最大的应该是后面两个，本律师看了案情与原告的伤情，虽然律师对伤情鉴定或医疗方面不在行，但是本案系交通事故，关于鉴定应该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进行。所以本律师对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原告的伤构成四级伤残没有异议，但是鉴定机关认为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没有关于劳动能力丧失以及护理等级的鉴定标准，所以以四级伤残参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标准，原告构成全部劳动能力丧失，以及大部分护理依赖。可是根据原告的伤情依据《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只构成7级伤残，对应的劳动能力丧失为部分劳动能力丧失以及不需要护理依赖。鉴定机关以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鉴定结果的四级伤残直接认为依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标准也为四级伤残，进而根据《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四级伤残评定为全部劳动能力丧失，以及大部分护理依赖，本律师认为系引用标准错误。从而本律师要求重新鉴定，以及自己掏钱申请鉴定机关出庭接受质证。本案在一审中原告代理律师还提出，原告黄某系协警，负责该片区治安与安全，与一般行人存在区别，就像撞到路中执勤的交警要付全责一样，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代理律师这种说法，本律师非常重视，因为这个涉及到全部赔偿数额的比例问题。本律师因此重点调查与质证了黄某的同事以及单位：黄某的同事证实，黄某事发时走在机动车道上，而该路段有为行人特意设置的人行道；黄某的单位为派出所，该派出所证实黄某只是治安协警，不负责车行道路路面安全。是以，本律师提出：黄某是治安协警，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情况可以视黄某不是一般行人，再者黄某不负责车行道路路面安全，本不应行走在机动车道，黄某作为协助执法人员，知法犯法，要付更大的责任，本律师要求黄某承担40％的责任。一审法官没有完全接受本律师的代理意见，以城镇标准，依照鉴定结论判决：运输公司、林某承担90％的赔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支付协警员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7046674.31元。宣判后，本律师即代表被告提起上诉。在二审中本律师补充发表如下意见：1．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黄某作为行人却在机动车道内行走违反了交通安全法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黄某并非一般的行人而判令上诉人承担9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规定治安协管员不是一般行人，存在特权；3．黄某作为协管员不是交通协管员，其职权也没有对路面交通进行疏导或监督，所以黄某不仅系行人作为监督法律执行人员，更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不能违法在车行道内通行。综上，本案上诉人的赔偿数额应当在赔偿款中扣除已经支付的医疗费后再以60%承担。4、司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依法不能采信。从《司法鉴定书》中可以看出黄某第二次出院情况为“右上肢肌力Ⅳ级（四级），右下肢肌力Ⅴ－级（五级），左肢体肌力、张力正常”，可经8个多月的恢复，经鉴定人检查却变成了“目前右侧上下肢肌力4级，颅骨缺失18平方厘米”。“肌力5级为正常肌力，4级肌力能对抗一定的阻力，只是较正常人为低”；以日常生活的常识来判断，4级肌力是完全可以进行生活自理的，上诉人也亲眼见到被上诉人可以随意在居住场所内走动，鉴定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鉴定人在复核说明中也认为“Ⅳ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A、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限，间或需要帮助”，而不是鉴定结论中的日常生活能力活动大部分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完成。二审法院部分采纳了本律师的意见，认为黄某应负事故的30％责任，判决：一、由运输公司与林某应于判决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支付协警员人身损害赔偿金470944.46元；二、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受理费由林某与运输公司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办案体会：说实话，在实践中，要以律师自己微薄的力量与对鉴定知识的一知半解，对抗专业的鉴定机构专业意见，我们都知道是不大可能的。厦门这边现在的司法实践是不同意进行再次的鉴定，以免出现两个专业鉴定机构意见，大家对该引用哪个鉴定机构意见都有争议的尴尬局面；所以在厦门对鉴定结果有疑问的，只能让鉴定机关作出答复与说明，并要求庭审时让鉴定机关出庭接受质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法院是方面了，但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权利，可是在国内我们只能在现有游戏规则中，穷尽各方面可以行使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地合法权益）。

贩毒案辩护：疑罪应从无认定，从犯应从轻处罚简要案情：2008年4月8日，余某接到一个不显示号码的男子电话，问要不要送毒品“K粉”，每克提成50元，余回答说送，于是根据该男子指示，就到约定的地点取货，后携带一包13克的“K粉”到酒吧贩卖给林某，二人交易完后，正要离开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从其身上缴获脏款，作案小灵通一部。据调查，余某未满18岁。目前，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检查院提起公诉。在征得被告人余某的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余某的辩护人；庭前本辩护人详细查阅了案卷，会见了余某，本律师重点提出了如下意见：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某涉嫌贩毒的事实与适用法律均没有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未满18周岁，没有前科劣迹，系偶犯，存在坦白情节，且案发后悔罪态度明显。正因为其当时没有成年，心智不成熟，涉世未深才会被人教唆、引诱而一时糊涂为了苍头小利而帮肋毒贩贩毒，成为毒贩的工具，可以说本身也是受害者，其归案后马上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认罪态度好，悔罪太度明显。恳请法院减轻对余某的处罚。二、被告人余某在贩卖“K粉”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又系从犯。应对余某减轻处罚。1、根据余某供述的证词以及证人林某的证言和庭审表明，余某不是毒品所有者，也没有出资购买毒品，更没有联系客户进行贩卖，余某只是在他人的指示下帮助送“K粉“的。2、从本案上看，余某只是起到送货的作用，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辅助性质的，是可以被取代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毒品案件工作座谈纪要》“关于毒品犯罪的共同犯罪问题”规定“受雇于他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认定为主犯或从犯。受他人指使实施毒品犯罪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应认定为从犯。”三、被告人只贩卖少量毒品，又系特情引诱，犯罪行为在公安机关控制中，其社会危害性较小，也应从轻处罚。1、被告人本身不吸毒，为了换取正常生活的费用而贩卖“K粉”，而且在10克左右，属于贩卖少量毒品，其主观恶性要比一般的为获取巨额不法利润，在社会上广泛散播毒源的贩毒者要小的多。2、从公安局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以及证人林某的证言证明林某是在侦查机关下故意引诱他人贩毒的，这是一种特情引诱。犯罪行为完全在公安机关控制下，毒品不可能流入社会，所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小。根据《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第三个问题规定“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分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这在量刑时应加以考虑。综上所述，作为本律师认为，被告人余某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请法庭念在余某年龄较小，系从犯和初犯，认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不大等情节，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较大幅度减轻对余某的处罚，使其及时回归社会，改过自新。经庭审，法官采纳了本律师的辩护意见并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某贩卖毒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人民币。二、本案的作案通讯工具小灵通一部予以没收。本案中因为只有余某的口供陈述其系被他人指示贩卖毒品，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是自己在贩毒的，也没有抓获其他同案犯。检察院认为：按常理推断，余某应该是自己在贩毒，本着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不应认定余某为从犯。本律师不仅从疑罪从无的法律角度，还从刑罚目的以及被告人年龄小、态度好、可以改造的实际情况出发，争取了法官的同情与认可，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

2008年7月19日，八岁的孩童小浩与另外两名同伴到离暂住村庄不远的地方玩耍，当小浩摘水草，沿路边的水塘涉水而过时，不慎失足，掉入水塘，两名小伙伴无法施救，导致小浩溺水身亡。事件发生后，因为一直得不到赔偿，小浩父母组织老乡、亲戚多次向水塘所在地镇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上访，要求赔偿，也无果。无奈下小浩父母找到本律师寻求解决方案，经本律师询问详细案情并到现场了解情况、拍照后，认为水塘管理、所有者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1、水坑离生活区很近，并且在大路边没有设警示标志或围起来，是个危险源，很容易造成居民溺水的危险。2、水坑水位大部分较浅，小孩落水之处突然加深并且岸壁陡峭，远远超过小孩的自身判断能力，与自救能力，这才导致小孩溺水的主要原因。3、本案与其他小孩溺死案不一样，本案的小孩不是去下水游泳而溺死的，并且时间也是在周末的早上八点，在正常玩耍时间进行不危险的活动，我们认为父母的监护责任应该减小。但因为发生事故的地段又处于征地范围中，征地完后没有进行建设，现场无人负责，没有工程告示牌，小浩父母又均系外来务工人员，水塘所在村的村民都较为团结，都不告知小浩父母水塘的具体情况，这让小浩父母投诉无门，不知该起诉谁，因此赔偿事宜迟迟未能解决。做案子最怕的就是不知道应该告谁？有力气没有地方使。我们分析后认为首先应从源头调查，原先是村里的土地应向村委会以及镇政府了解情况，但是因为怕自身要担责任，他们都拒绝配合调查取证。我们没有泄气，在水塘周围对村民走访，终于了解到地已经被征用并用于建设“钢宇”项目，可是钢宇”项目现在还没有开始施工，无法找建设单位与业主的责任。但是经过我们的上网以及到拆迁部门调查，发现该地征地实施拆迁，”三通一平”后，因为资金以及审批问题，一直没有交付建设，并核实了征地以及实施征地单位。为此我们向法院起诉了村委会和将征地单位。为什么要起诉村委会？这里涉及到一个诉讼技巧的问题。我们知道村委会已经不是地的所有者，不应承担责任，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征地以及拆迁、交地的证据，只能通过起诉他，通过他举证上述他没有责任的证据，才能获得认定征地以及实施征地单位责任的证据。开庭后我们如愿以偿村委会提供了大量有力证据，我们代理意见认为征地以及实施征地单位没有将地交接出去，存在管理责任，未设安全告示、围栏措施是危险源制造者，对生活区很近，而水很深的危险源没有采取防止安全防范措施，也没有树立警示标志，疏于管理，应承担对小孩的死负主要的法律责任。并且我们认为小浩父母均系农村户口，就小浩这么一个男孩，长的活泼可爱，好不容易拉扯长大，培养小孩在厦门读书上学十分不容易，本身四十多岁了再生育可能性较小，这样的历丧子之痛，给小浩父母的精神打击是十分痛苦的。恳请法院支持较高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律师意见，获得的较大认可，征地以及实施征地单位眼见逃脱不了责任，经法院主持调解，愿意一次性赔偿小浩父母16万元。本文涉及人名均为化名

厦门晚报2007-10-09本报讯（记者朱俊博）近日，小曹收到警察的传唤。原因是朋友报警称小曹盗刷了他的信用卡。但是，小曹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他主动埋单支付的。”因为朋友的介绍，市民陈先生认识了某银行信用卡部的小曹。出于工作的需要，小曹帮陈先生办理了一张他们银行的信用卡，最高可以透支5000元。此后，两人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小曹说，7月份左右，一天晚上陈先生叫他去喝酒，两人到了海湾公园内的一家酒吧内玩。结账时，陈先生主动埋单，消费金额是2000多元。前几天，小曹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请他过去一下帮助调查了解情况。小曹这才了解到，原来陈先生当天晚上开销太大，被家人知道了。“他们说，那2000多元是我向陈先生借的，只不过陈先生帮我埋单，以后我还是要还给他。”这一说法让小曹很是生气。“哪里有叫人过来喝酒，还叫别人埋单的道理。再说事情都过去两个多月了，现在才报警，是不是要把那些乱花的钱算到我头上来？”但陈先生所说的，与小曹的说法大相径庭。他说，当时被小曹劝说开完卡后，小曹又把他的卡拿回去。“他借口说帮我修改密码，整理资料。”陈先生说，当时小曹把他的卡拿走有半个月左右，期间对方也掌握到了信用卡的新密码。“还没等我拿到卡，就有银行发短信说我已经刷卡消费了有5000元，已经把信用额度都透支完了。”陈先生说，他去查询了一下消费记录，发现这些钱是在3天之内被花掉的。对于陈先生的说法，小曹矢口否认，他称自己没有拿过陈先生的信用卡，也根本不可能盗取密码，拿去消费。陈先生已经报警，警方也正在调查此事。上面是该案案发前媒体对此的报道。真实案情是：小曹不是银行工作人员，其找朋友帮陈先生办完信用卡后，因为自己花销很大，手头又没有现金，就找到陈先生说要帮助其整理信用卡资料以及修改密码，后小曹仿照陈先生签名在娱乐场所以及商场刷卡消费5000余元。陈先生发现后，小曹承认是其消费的，并答应归还信用卡款项，但其后因为小曹一直躲避陈先生，陈先生只好报警处理。本案小曹如果提前咨询律师该怎么处理就不会案发，可惜当小曹家属找到我时，小曹已经被刑事拘留3天了。所以我一直建议当事人，事发前或纠纷不可调解前，就要事前咨询律师，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或调查取证，才能有利于处理纠纷或保证自己一方的权益。小曹对该案件做了如下辩解：其事前有跟陈先生说要借其信用卡消费，只是最后还不起钱。我认为本案小曹虚构事实的情节是明显的，也有旁证，证据也充分，但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却值得磋商；第一，陈先生知道卡在小曹那里，只可能是小曹消费了；第二，事后小曹也承认是其刷的卡，并承诺还款；第三，不排除小曹事前有跟陈先生说要借其信用卡消费。经与法官沟通，法官部分认可我的观点，我知道以上述情况推翻小曹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做无罪辩护希望相当渺茫。我一直反对律师为显示自己的法律学识或迎合家属，在控方证据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予以痛击，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因为在中国，这样做不适合中国国情，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最后法院一般都会定有罪，并且会认定嫌疑人态度不好而给予重判。经过分析，我认为小曹这个案件案情简单，涉案金额小，没有必要冒险，为当事人最大程度减轻处罚是最实在的。经催促公安机关与检察院，该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移送法院起诉，经与法庭沟通，我让家属退还了信用卡借款，赔偿被害人损失，争取其谅解并让小曹坦白认罪，法庭最后认为小曹本有正当工作，只是年龄小，一时糊涂犯错，重要的是给其一个教训，让其改过，而判处其拘役3个月。作为刑事律师，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作案件的思路以及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很重要，工作、辩护方向要放在实实在在能达到目的的地方。

协警是一般行人，应承担交通事故责任将要案情：2006年05月24日凌晨1时，林某驾驶运输公司的大型运输车沿由南向北在中间车道上直行，遇况向右侧车道变更时，与在右侧车道上巡逻的协警员黄某发生碰撞，造成黄某右额颞骨骨折、右额颞顶急硬膜外血肿伴脑疝形成、右额颞顶手术后局部颅骨缺损。该案经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认定林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协警员负事故的次要责任。2007年4月17日，黄某向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林某和运输公司共同支付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等杂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40819.81元.在一审过程中，原告申请对黄某进行伤残等级、劳动能力丧失程度、护理级别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构成四级伤残参照和十级伤残，参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构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大部分护理依赖。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作为被告的代理律师我们认为做其他无谓的辩解，是毫无意义的。本律师把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能大大较少被告赔偿数额的项目上，具体有：1、原告是否有适合的证据证明其在厦门市内住满1年；2、鉴定结论是否准确？能否作为认定护理以及劳动能力丧失的依据；3、黄某自己需要负多大的责任。争议的第一点涉及按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赔偿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在厦门，当年的城镇标准是每年18513元，而农村标准只有6853元，按赔偿20年计算差额在20多万；在中国很多人说“同命不同价”，我并不这么认为，在城市养一个人的成本肯定要比农村大得多，按成本、损失，计算赔偿数额无可非议。争议的第二点涉及抚养费以及护理费的赔偿。这个也是赔偿项目的大头。如果认定大部分护理依赖，则赔偿20年的护理费，每天护理费按厦门社平工资计算是很可怕的数据（60－70万元）。这样造成有时护理费要比撞死人的死亡赔偿金要多得多（在厦门撞死个农村户口的，一般只要赔15万，而护理费不分农村与城镇户口），所以才造成事实上很多肇事司机希望甚至故意把受伤的人员再压死的奇怪现象。另外，劳动能力丧失鉴定为大部分劳动能力丧失与对劳动能力没有影响的赔偿差额也在5万元左右。争议的第二点涉及赔偿数额总的分担问题，即全部损失黄某要承担？％，被告要赔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本律师认真审查了证据认为黄某只有证据证明其1998年有到厦门打工并暂住一年，2006年初到事发前又在厦门暂住，但是这之间以及事发前一年是否在厦门打工、生活不能证明。按照厦门审判实例认定：需要在厦门暂住一年以上的，才按城镇户口赔偿；本律师认为严格按照这个审判实践，被告只能按农村标准赔偿。但是鉴于原告被撞得表面上比较严重（号称只要头部可以动），站在法官同情弱者，平息社会矛盾的非法律角度（这是中国特色的审判，也是社会实际情况，我们回避不了，本人最恨那些把依法可能胜诉最后没有得到法官支持的案件说成，对方找了关系，法官在枉法裁判的说法，我认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是死读书，完全不了解中国真正的法律体制），本律师同时也告知被告要做好按城镇户口赔偿的准备。本案争议最大的应该是后面两个，本律师看了案情与原告的伤情，虽然律师对伤情鉴定或医疗方面不在行，但是本案系交通事故，关于鉴定应该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进行。所以本律师对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原告的伤构成四级伤残没有异议，但是鉴定机关认为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没有关于劳动能力丧失以及护理等级的鉴定标准，所以以四级伤残参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标准，原告构成全部劳动能力丧失，以及大部分护理依赖。可是根据原告的伤情依据《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只构成7级伤残，对应的劳动能力丧失为部分劳动能力丧失以及不需要护理依赖。鉴定机关以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鉴定结果的四级伤残直接认为依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标准也为四级伤残，进而根据《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四级伤残评定为全部劳动能力丧失，以及大部分护理依赖，本律师认为系引用标准错误。从而本律师要求重新鉴定，以及自己掏钱申请鉴定机关出庭接受质证。本案在一审中原告代理律师还提出，原告黄某系协警，负责该片区治安与安全，与一般行人存在区别，就像撞到路中执勤的交警要付全责一样，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代理律师这种说法，本律师非常重视，因为这个涉及到全部赔偿数额的比例问题。本律师因此重点调查与质证了黄某的同事以及单位：黄某的同事证实，黄某事发时走在机动车道上，而该路段有为行人特意设置的人行道；黄某的单位为派出所，该派出所证实黄某只是治安协警，不负责车行道路路面安全。是以，本律师提出：黄某是治安协警，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情况可以视黄某不是一般行人，再者黄某不负责车行道路路面安全，本不应行走在机动车道，黄某作为协助执法人员，知法犯法，要付更大的责任，本律师要求黄某承担40％的责任。一审法官没有完全接受本律师的代理意见，以城镇标准，依照鉴定结论判决：运输公司、林某承担90％的赔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支付协警员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7046674.31元。宣判后，本律师即代表被告提起上诉。在二审中本律师补充发表如下意见：1．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黄某作为行人却在机动车道内行走违反了交通安全法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次要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黄某并非一般的行人而判令上诉人承担9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规定治安协管员不是一般行人，存在特权；3．黄某作为协管员不是交通协管员，其职权也没有对路面交通进行疏导或监督，所以黄某不仅系行人作为监督法律执行人员，更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不能违法在车行道内通行。综上，本案上诉人的赔偿数额应当在赔偿款中扣除已经支付的医疗费后再以60%承担。4、司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依法不能采信。从《司法鉴定书》中可以看出黄某第二次出院情况为“右上肢肌力Ⅳ级（四级），右下肢肌力Ⅴ－级（五级），左肢体肌力、张力正常”，可经8个多月的恢复，经鉴定人检查却变成了“目前右侧上下肢肌力4级，颅骨缺失18平方厘米”。“肌力5级为正常肌力，4级肌力能对抗一定的阻力，只是较正常人为低”；以日常生活的常识来判断，4级肌力是完全可以进行生活自理的，上诉人也亲眼见到被上诉人可以随意在居住场所内走动，鉴定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鉴定人在复核说明中也认为“Ⅳ级伤残的划分依据为：A、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限，间或需要帮助”，而不是鉴定结论中的日常生活能力活动大部分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完成。二审法院部分采纳了本律师的意见，认为黄某应负事故的30％责任，判决：一、由运输公司与林某应于判决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共同支付协警员人身损害赔偿金470944.46元；二、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受理费由林某与运输公司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办案体会：说实话，在实践中，要以律师自己微薄的力量与对鉴定知识的一知半解，对抗专业的鉴定机构专业意见，我们都知道是不大可能的。厦门这边现在的司法实践是不同意进行再次的鉴定，以免出现两个专业鉴定机构意见，大家对该引用哪个鉴定机构意见都有争议的尴尬局面；所以在厦门对鉴定结果有疑问的，只能让鉴定机关作出答复与说明，并要求庭审时让鉴定机关出庭接受质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法院是方面了，但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权利，可是在国内我们只能在现有游戏规则中，穷尽各方面可以行使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地合法权益）。

阿东、阿良、小云、阿海等4人因为平时自己喜欢玩牌，也经常叫上老乡朋友玩牌，渐渐的就固定到阿东、阿良租住的房间玩。后来该4人见来玩的朋友、民工多了，为了能挣点钱就购买一张桌子以及牌九以玩“牌九”比大小的方式进行赌博，4人轮流做庄其他人来押。有盈利则按约定的股份分红，输钱也进行相应承担，租金和水电费也按股份承担。可是这个简陋的赌场还没有经营半年，股东们还没有盈利几千元时，就于2008年5月15日，被派出所冲击参赌人员以及4名股东均被抓获。2008年8月，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对阿东、阿良、小云、阿海等4人提起公诉，要求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近年来为遏制日益盛行的赌博之风，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开设赌场的刑罚作出了规定。2007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新增开设赌场罪等14个新罪名。该罪在量刑上要比原“赌博罪”更严更重。近年来，一些开茶室、网吧等业主为赌博提供场所和条件，以为自己不参赌就没事。同时，随着收入增加，一些人在家中买来专业牌桌，提供场地赌博，有很多人都不认为这是赌博行为。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赌博之风，也给打击犯罪制造了障碍。通过从赌博罪分离出开设赌场罪，对打击赌博犯罪行为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有利于打击日趋严重的以地下赌场面目出现的赌博犯罪。赌博的目的就是赢钱，一旦发生纠纷，往日和睦的关系就会顷刻荡然无存，发生械斗、群殴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很多人因赌博而债台高筑，从而走向犯罪道路。赌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那些为赌博提供场所的人在过去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纵观此次“两高”出台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旨在更有利于打击日趋严重的赌博犯罪，特别是那些以地下赌场面目出现的赌博活动，体现了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打击严重赌博犯罪的决心。本案中正是因为4人聚集大量民工参赌，造成的社会影响较大，终被查处。但是我们认为被告人有其他职业，没有以赌为业，无抽头营利，赌场规模以及营利金额小，对赌徒没有召集行为且被告人其在接受调查期间，如实的交待犯罪事实，悔过态度良好，应酌情从轻处罚，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2008年10月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意见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本案中有2个焦点：第一、缓刑考验期结束后，5年内又犯新罪的，是否构成累犯。根据刑法第65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赫免以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累犯的成立以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缓刑是有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缓刑考验期满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了,而不是刑罚执行完毕，所以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不构成累犯。如果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消缓刑，将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但是个别的检察院以及一些法律工作者认为：缓刑是对已经判了刑法的人，在执行刑罚时的一种制度，缓刑期过了，也即对罪犯的刑罚就履行完毕了，但原罪已经成立，应为累犯，从重处罚。我国目前主流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不构成累犯。第二、因形迹可疑被带到派出所后，经教育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否认应定为自首。本案中4名赌场股东，在被抓获时只有一名股东在参与赌博，其他3人均在与赌场隔离的离间玩游戏，因为在赌博现场而全部被带回派出所调查，后均如实交代了自己伙同他人开设赌场的罪行。我们认为根据根据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行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以及“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规定，结合公安机关的查获经过“民警系对赌场周围外俩人口请查时发现赌场内有人赌博而将在现场的12人口头传唤到派出所”，本案另外3名股东，在开设赌场的罪行没有被发觉前，因为在赌博现场较为可疑而被公安机关盘问，后虽然一些细节没有交代清楚，但是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可是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上述意见，我们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本想上诉到中级法院，可是当事人认为刑罚已经很轻，上诉还要花费时间与金钱，我们考虑到上诉最少还要2－3个月才有定论，而5个月的羁押期限已经到了，上诉难免会给当事人造成事实上超过一审判决期限羁押的问题，损害当事人的利益而只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