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国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冯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辩护人的责任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我会见了被告人冯优印，查阅了卷宗材料，又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已基本掌握，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被告人冯某之行为系自首，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冯某犯罪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自首。对于这一点控辩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再赘述。对于被告人冯优印应当适用该条规定从轻、减轻处罚。二、被告人冯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冯某之行为正好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首先，本案共同犯罪是在王某、齐某（齐四）的组织纠集和指挥下进行的。被告人冯某是被另一犯罪人孟某招呼去的，当时去干啥冯某不知道，也不知道去哪，以为是孟某给找活干。第二，被告人冯某到了齐某（齐四）那以后，“一切就都由别人安排了”，只听齐四（齐某）说，“他有个朋友，山上有点事，让我们过去给壮壮胆”，具体做什么也不知道。第三，被告人冯某同其他人到了矿山后，山上有人指挥说，“你们过去把干活的撵走了”，然后，王英（王克明）领着这些人过去的。打仗时，是孟某先把被害人刘某治***，而后这些人就都上去打，而被告人冯某则在最后了。第四，被告人冯某打了被害人两下（打到腿上了，同时刘某也打了被害人的腿），然后觉得不应当打人，就跑到车上去了。可见，被告人冯某在案件中起到的是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即老百姓长常说的“敲边鼓”的作用。从公安机关调查的卷宗材料看，完全可以区分出谁是组织者、指挥者和被指挥者，完全可以区分出谁起的是主要作用或次要作用，完全可以区分出谁是主犯或从犯。孟某在笔录中说，“朝阳的一个三四十岁姓王的（即王某）在黑城子那座山开矿，他雇齐四，也不是齐什么丰，齐四雇的我们这些人”。到山上时，“齐某说，王英你带着他们，王英带着我们过去的”，打仗中“宋岩和冯某先跑的”。王某在笔录中说，“齐某带人打的，齐四是头。”王某某在笔录中说，“那个老王（王某）让打的”“齐某召集的”“齐四让拿的东西（凶器）”。张乃俞在笔录中说，“王某找的人，他那帮朋友把人打了”。李国强在笔录中说，“护矿队是王某组织的”。刘东阳在笔录中，“齐某是我们领头的。”“我们都和齐四混，”“打架这些人中，王英是领头的。”李宏远在笔录中说，“齐某是大哥作用，起到中心位置。”“王英是领头的”。宋岩在笔录中说，“齐四叫我们去的，到山上的时候，王英和老于在前边了”，组织者是“齐四”，打仗过程“冯某在我身后了”。于永志在笔录中说，“这些人齐四找的”。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王某、齐某就相当于军队中的总指挥，是不需要亲自上战场打仗的；王英和孟某相当于战地指挥官，领头打仗的骨干分子；而冯某则是普通的士兵，而且是不积极，落后的士兵，是附随者。这些人起到的主次作用是分明的，应当区分主犯和从犯。而且，起诉书中也写明，“在王某、齐某等人纠集下”，承认了组织者和指挥者，等同于认定了主犯。那么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的冯某则无疑属于从犯。三、被告人冯某有中止犯罪的表现犯罪中止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没有完成犯罪。本案中，虽然共同犯罪致使被害人刘某治死亡，但冯某在犯罪的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有其相对独立的特点，其行为是非常不积极的，他不在前面而是靠后，他不坚持到底而是打两下就主动跑了，因为他意识到错了，感觉不应该打人，所以就停止打人，跑回车上了。这属于出自被告人内心良知的触动。在共同犯罪中，每一个人既是共同犯罪的一员，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立的心理态度和独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冯某的行为虽然不能防止犯罪发生，但就其性质来说却是自动停止犯罪的一种表现。综上所述，被告人冯某的行为系自首，其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又积极认罪悔罪，有中止犯罪的表现。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冯某以前素无前科劣迹，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法律应当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其予以从宽处理，给其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为此，建议法庭对冯某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以上意见，请法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采纳。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周凤国2007年8月15日

是故意杀人(既遂),不是故意伤害(致死)[案情简介]某日,被告人T酒后与本村村民W因打牌发生争吵,随后T持木棍窜入W家,先将W家门玻璃砸碎,W的母亲X(被害人，七十岁)上前阻拦,被告人T持木棍朝其头面部打击,致其倒地后逃离现场,X被送入医院救治无效六日后死亡.[检察院公诉意见]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害人代理人意见]是故意杀人（既遂），不是故意伤害（致死）[律师代理词节录]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LNHF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刑事诉讼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一关于刑事部分，事实方面基本同意公诉人的意见，不再赘述。在定罪上，本代理人认为，被告人T应定故意杀人罪（即遂），而非故意伤害罪（致死）。被告人T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所谓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从犯罪构成的要件来分析，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方面必须具有杀人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故意伤害罪的特征是：其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利，客观上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故意杀人（既遂）与故意伤害（致死）如何来区分呢？因为二者在客观上都是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表面上很难区分，其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故意的内容根本不同，故意伤害（致死）的行为人的目的是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并不希望死亡结果的发生，造成他人死亡是出于过失；故意杀人既遂的行为人的目的是剥夺他人生命，死亡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希望和追求的，本案被告人T即符合这一点。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判断行为人主观目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呢？一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听被告人本人供述，是否承认杀人，但是一旦被告人否认，则真假难辩。第二个是根据其行为判断，也就是必须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综合全案的事实去判断，如犯罪的手段、工具、和打击的部位是否致命、强度如何、犯罪的时间与地点和条件等。从本案来看，被告人T犯罪手段非常残忍，用木棒子打击的部位太不寻常了，是被害人X的头部，是人类最致命的神经中枢；从打击的强度来看，被告人打击的力很大，致被害人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左颞枕部头皮血肿、左颧骨骨折、左颞顶部皮下出血、硬膜下积液等，所以强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被告人在打了被害人头部若干棍之后，还在X的胸部补了一棍子，致胸部外伤。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其行为就是想剥夺X的生命，而不是只想损害被害人的健康，是故意杀人而不是故意伤害。另外，被告人与W打牌发生矛盾时曾扬言要“整死他（指W）”。随后，在明知W在别人家打牌，不在家的情况下，被告人跳墙入院（被害人家）、砸碎玻璃、***被害人，是把这一想法（整死W）发泄实施到W的母亲X身上，即想打死X。继而，用木棍猛击X头部，实现了致X死亡的目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被告人之行为系故意杀人。（否则也不会对X的头部猛击）。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本案被告人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翻墙闯入被害人宅院，砸碎玻璃，将人打死，而且针对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已经七十岁的老太太，情节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又否认原有供述，拒不认罪，无任何悔罪表现，性质、态度十分恶劣。这一***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人人切齿，个个痛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建议法庭对其重罚，判处极刑。至于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醉酒到一定程度，能否把被害人打伤值得怀疑，雨后墙滑等意见属主观臆测，不值一驳，因为酒后无德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比比皆是，难道这还值得怀疑吗？二、关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略）综上所述，……被告人T犯故意杀人罪，应予严惩，其给原告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应全部赔偿。以上意见，请法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采纳。[法院审判结论简述]被告人无视国法，……持木棍朝被害人要害部位打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正确，应予确认，但定性不妥。被告人T酒后持木棍打击被害人要害部位，将被害人***后即扬长而去，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故附带民事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认为被告人T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及要求赔偿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被告人T打死无辜的被害人，且庭审拒不供认该犯罪事实，应依法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一款、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T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权利终身。二、民事赔偿（略）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崔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辩护人的责任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我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做了必要的调查工作，又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已基本掌握，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由于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盗窃罪、介绍卖淫罪、贩卖毒品罪三项罪名，所以辩护人也分项进行阐述。一、关于盗窃罪被告人的家属对给被害人孟某造成的损失已经全部退赔，应当不作为犯罪处理。被告人崔某与汤某、董某共同盗窃孟某家毛驴一头，经鉴定价值为1500元，而毛驴商贩赵某证实该毛驴市场价在1200元左右。1998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为人民币500—2000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辽宁省公安厅1998年4月10日《关于办理盗窃犯罪案件数额标准的规定》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本案中，被告人崔某等的盗窃数额按鉴定价值只有15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审理盗窃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认定盗窃罪的情节：（二）、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2、全部退赃、退赔的；”这里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其含义就是有这几种情形的，不认定为犯罪。本案就是这种情况，被告人崔某的家属对给被害人孟某丢驴造成的损失已经全部赔偿，共支付赔偿款2000元，已经远超出了毛驴本身的价值，而且孟某的毛驴已经追回，其并未遭受任何损失。孟某也表示“对被告人崔某的过错行为表示谅解，不再追究其任何法律责任，请给予谅解宽大处理为好。”可见，被告人崔某盗窃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结合上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其盗窃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是恰当的。二、关于介绍卖淫罪1、证人张某的证言前后矛盾，公安机关的询问记录与其给被告人崔某出具的证实材料也不一致，其证言没有稳定性，不能采信，所以，证明不了被告人崔某是给张某和董某介绍卖淫。2、对于陶某，被告人崔某系给他介绍对象而不是介绍卖淫。介绍对象与介绍卖淫在方式和手段上有相似之处，但目的不同。介绍对象是在男女之间进行引见、沟通、撮合，以促使双方婚姻得以实现；介绍卖淫则是在卖淫者与嫖客之间进行引见、沟通、撮合，使卖淫***活动得以实现，即肉体与金钱的交易得以实现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崔某给陶某介绍董某（女）就是属于介绍对象（虽然其目的不纯），符合介绍对象的特点：第一，陶某是单身没有媳妇，被告人给双方介绍时，并未要求双方进行金钱与肉体的交易；第二，董某在陶某家住了两天，第三天才离开，而介绍卖淫都是性的交易完成即离开，不可能住上好几天；第三，从男女之间的行为上看，陶某性功能不全，无法发生性关系，这样的卖淫是无法实现的，但董某仍然跟陶某处了两天；第四，被告人崔某在给双方作介绍时，明确说，“给你介绍个女的，这个女人正在闹离婚”，“你们先处处”等，如果介绍卖淫，就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第五，董某在向陶某要钱时说，“我在大城子起诉离婚，得请客，你给我点钱”，却不是因为发生性关系而要钱，不是金钱与肉体的交易；第六，董某刚到陶某家时，陶某看董某的衣服破旧，主动给她一百元钱，让她买衣服，如果是介绍卖淫，哪能给钱买衣服呢？这正符合介绍对象过程中，一方赠与另一方财物的特征；第七，陶某说，“我认为这个女的还能回到我家，跟我过的，因此我没要这二百元钱”，符合介绍对象的特点，如果是介绍卖淫，就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和说法。以上可以看出，被告人崔某给陶某是介绍对象而不是介绍卖淫，当然，这种介绍对象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也有可能其目的是以介绍对象为名，隐瞒了部分事实，想骗陶某的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骗婚，即通过介绍婚姻骗取别人的钱财。这介绍对象的行为是违反道德的，但是却不符合介绍卖淫罪的特征，不构成介绍卖淫罪。三、关于贩卖毒品罪。1、被告人崔某的行为不符合贩买毒品罪的概念，所谓贩卖毒品需要有两个行为构成，即“贩”而“卖”，也就是先买进货物（毒品）再卖出去，从中获取利润。本案中的被告人崔某的行为恰恰没有这两个过程，犯罪构成要件不完备。2、认定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被告人崔某贩卖毒品的两个证人刘某和贾某的证言相互矛盾，不真实：其一，刘某在笔录中说，2002年夏天和贾某一同去的被告人崔家，大烟是他们两个人扎的，即“贾某给的钱50元，我们就在崔家扎的”，而贾某说的是在崔家自己一个人扎的大烟，即“鸦片被我扎了”；其二，关于被告人崔某种没种大烟，二人说的不一致，刘某说，“买（大烟）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知道是崔自己种的”，而贾某说，“刘某说他看见过扎兰营子的崔某种大烟了，崔手中能有，这样刘某领着我去的崔家。”其三，关于大烟秧的说法不一致，刘某说，“我去的是他（崔某）家的新房子，老房子种没种我不清楚。”而贾某说，“当时崔家的大烟秧子还没有全收，院子里还有几棵大烟秧子”。既然二人是同一天同时去的被告人崔家，为什么对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做说的都不一致呢？原因就是他们做的是假证，这种证据是不应当采信的。另外，刘某和贾某所说的关于他们个人去崔家买多少大烟，花多少钱，都是孤证，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也没有出卖毒品数量的证据，所以被告人崔某卖给刘某和贾某大烟的事实不能认定。以上意见，请法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采纳。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周凤国2007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