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自述： 亲历司法公正
导读：
题记：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律师制度重建并快速发展的30年。1978年宪法恢复刑事辩护制度，标志着律师制度的重建。30年间，中国律师制度伴随着民主法治的进程成长并成熟。律师从过去被误解为“替坏人说话”的人，转变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人；律师业务从过去单一的刑事辩护过渡到民事经济领域，扩展到非诉业务，直至参政议政等领域。
今天，我们选取全国13万余名律师中的一员——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胡乐，以他执业30年的经历，见证我国司法制度的变迁和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改革开放伊始，刑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等方面的工作虽只有一部不太成熟的《刑事诉讼法》可依，但它却是我国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刑事程序法。有了它，我们有了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享有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中国律师才应运而生。
那时候，人们对法律的理解非常幼稚：检察院刚挂牌时，居然有农村老婆婆领着怀孕的儿媳，到检察院检查身体；律师则被当成“为坏人说话的人”……
1997年1月1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中，增加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内容，基本确立了“疑罪从无”和重视程序的刑事审判原则。这次修订堪称我国社会主义刑事诉讼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
1997年，我办理了轰动全国的昆明警察杜培武被控故意杀人案。公安部、云南省公安厅、昆明市公安局应用了尖端的刑侦技术和设施，付出了极大代价“破获”此案，公安、检察、法院均认为杜培武故意杀死二人，且影响特别重大，手段特别残忍，一审判处其死刑。尽管一审中，我尽了最大努力，指出证据的严重缺陷以及侦查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刑讯逼供行为，为杜培武进行了无罪辩护。但一审法院却认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二审法院则认为辩护人有一定理由，但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事过两年，昆明警方在破获杨天勇系列抢劫杀人案后，发现杜培武不是真正的凶手。法律还了杜培武一个公道，杜培武得到了巨额的国家赔偿。
杜培武案件后，200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此后，我注意到以往监（所）、审讯场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通通被改为“依法办事，严禁刑讯逼供”的警示语。这意味着，千百年来屈打成招的刑事陋习将被逐渐根除。
30年间，我的辩护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开始为刑事被告求情式的辩护，到理直气壮地提出如“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的辩护理由；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其中，我感受到了司法机关的变化：公安机关逐步杜绝了刑讯逼供的陋习，有的公安人员因刑讯逼供受到了法律追究；检察官在公诉时删除了贬低当事人的不文明语言，如窜入、狗急跳墙、狗改不了吃屎等；法官居中裁决，把被告当作嫌疑者，而不是先入为主称被告为犯人……
时光荏苒，一晃30年。30年的点滴变化无疑都在告诉人们：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在公开、公正的轨道上迈进，公民的合法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正义与公平逐渐成为社会的共同追求。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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