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地方财政越来越依赖土地出让金，甚至成为地方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些地区比例甚至高达60%以上，形成所谓“土地财政”问题。目前，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出都极不规范。相当多地方政府用其直接支付征地成本及各种税费，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甚至干脆用于行政开支和腐败消费。

　　要扭转这一局面，“不妨调整一下思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小映认为，今后，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在计算征地成本的时候“搞猫腻”，可用“土地出让总价款”代替“土地出让纯收益”概念，在收支管理上，地方“虚增”征地成本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王小映认为，相较于国有土地拆迁补偿来说，集体土地，特别是农用地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明显过低”。最初，国家对农地征用的初衷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而现在恰恰变成了“取之于农，用之于城”。

　　王小映表示，要解决这一本末倒置的问题，首先应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制定统一的城乡土地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改变目前征地中按农业产值一定倍数补偿的办法，让土地价格“随行就市”。只有如此，土地出让的收入才有望逐渐“回流”到农民手中。

　　尽管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联合发文，制订了“土地出让金纯收益”定额标准，也规定了地方政府至少要拿出“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15%，专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土地出让纯收益”的界定十分模糊，“地方操纵空间太大”，造成“纯收益”变成了“纯概念”。中央及相关部门要想得到较为准确的数字，“操作起来十分困难”。

　　王小映表示，这主要由于土地出让大部分由各县市级政府掌管，“地方政府不但是征地的大买家、土地出让的大卖家，还是收支两条线核算的大账房。”从这一意义上说，从收支管理上，也必须“以土地出让总价款”代替“土地出让纯收益”。[page]

　　在谈到土地出让金蛋糕如何合理切分时，王小映表示，首先，政府应当在划定资金使用方向时，提高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社保、廉租房建设的比例。同时，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考评细则，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规定。

　　其次，增加地方政府的征用农地成本，如调整中央及省级提留土地出让金的比例，从现在的10%～15%，提高至15%～20%。此举会相应减少县市级政府出让土地的增值收益，降低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

　　当然，最为根本的是，要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外，凡是非公益性的建设项目，比如房地产项目、旅游和仓储设施等，政府不再征地，由农民参与开发经营。这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保障农民权益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