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业的最新“盘点”数据近期公布：中国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实现年产钢2亿吨向3亿吨的突破，去年粗钢产量达到3.49亿吨，创出“世界纪录”。但这一“纪录”与其说是带来了自豪感，更多的是引发人们的深思：在产量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同时，局部的供应不足与产能过剩相伴而生，全年进口钢材、钢坯达2600万吨以上。

　　过剩与不足并存，说明中国钢铁业产能“有效性”与“无效性”之间的变量空间在加大，产业重组迫切需要进入深化阶段。上海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在年前的一次企业大会上说，宝钢要“瞄准”每年2600万吨的进口钢材市场空间，实现产品结构升级。言下之意是寻找有效产能的“递升通道”。

　　从全国看，钢铁业结构调整的市场条件已基本具备，各区域的核心企业也在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包括产权关系、跨地区利益调整、投融资机制、外资介入以及产业核心技术自主研创能力等各方面的限制，将加大此轮结构调整各方“博弈”的复杂程度，必须防范过度博弈可能带来产业重组中的投资冲动。

　　只要找到“变量”就没有绝对的产业过剩

　　国内冶金业老专家董贻正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家都认为中国每年钢的需求量“碰顶”就是1.5亿吨，不可能再多了，但后来的发展完全让人惊呆了，“这样的变化谁也没有料到。”

　　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表示，对待产能过剩问题，不应采取“过分僵硬的态度”。千万不可预设“中国对钢的需求最多不会超过多少”这样的前提。目前社会上对未来钢材需求量的预测已有多个“版本”，但由于中国经济的过渡性特征以及中国基本经济数据尚不具备完整性和稳定性，任何预测的准确性都应留有余地。因此，一定的过剩产能是必然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减轻行业周期性震荡所提供的一个回旋空间。

　　不少业内专家都认为，应在产能的“有效性”与“无效性”之间找到一个“变量”，有了变量，产业结构调整就有了展开的空间，可以用有效产能替代无效产能，用高效产能替代相对低效的产能。产能过剩就会成为一种发展“机遇”。

　　据分析，有效产能与无效产能之间的“变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能配套问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顾问吴溪淳提醒说，不要以为上了高炉，或者上了轧机，就增加了产能，在全国各地存在不少原材料采购能力与炼铁能力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炼铁与炼钢能力之间的不配套。这些不配套的产能肯定释放不出来，属于无效产能。所以在评估产能过剩问题时，应把无效产能的问题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弄清新增有效产能到底是多少，把存量能力的评估做实，同时为存量调整提供依据。

　　二是成本压力的变化。据宝钢集团人士分析，目前国内大部分钢厂所谓的“接近成本线”，尚是制造成本，还不是边际成本，所以还有一定的边际“贡献”。一旦进入边际成本以内，企业必然会减产，一定量的有效产能就会变为无效产能。

　　三是市场升级、产品附加值递减以及产品层次趋同化的变动因素。目前此一趋势已在市场上表现出来，过去存在明显价差的冷轧和热轧硅钢片，现在随着冷轧片产能的扩大，市场资源量的增长，价差已明显缩小；再比如，过去属于不同附加值层次的建筑钢材和中厚板、热轧薄板，目前价格已逐渐接近。这种趋势一方面使原来尚属有效的低端产品产能逐步无效化，为淘汰落后产能创造了市场条件；另一方面表明市场升级，原先的“抢手货”变成大宗产品，预示产能层次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出现。

　　据专家的研究结果，到2010年，中国钢铁业有待开发的“升级空间”十分广阔，单以高强钢材为例，就包括高强钢筋、高强建筑结构用钢、高强大桥用钢、油气输送和油管用钢、高强船板、汽车用高强冷热轧板等品种，每年的“缺口”达700万至1000万吨。

　　多重“博弈”会否引发产业重组中的投资竞争？[page]

　　中国钢铁业重组，可以用这几句话概括：大的布局十分明确；参与的因素十分复杂；政策环境尚待完善：“心很急路很长”。

　　据国家钢铁产业政策起草者之一、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专家李新创说，中国钢铁业的根本痼疾是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不合理，因此要通过兼并重组，把淘汰落后与新增产能结合起来。国家产业政策已表述得十分明确，在今后15年内使得国内钢铁前10强的产量占比达到七成以上。目前中国钢铁业大的格局较为明确：宝钢、鞍钢、武钢和首钢将作为区域核心企业加大区域性重组力度，同时结合老企业搬迁和兼并，实施沿海布局。

　　业内人士说，国内各大钢厂都在产业重组中“争着卡位抢先”，而且外资也在跃跃欲试，继米塔尔收购华菱部分股权后，欧洲阿赛洛公司对莱芜钢厂的股权收购案也已进入关键阶段，昆钢、包钢等中型钢厂也都传出与外资接触的信息，这无形中强化了国内钢铁业重组市场的竞争气氛。但是由于中国产业重组政策尚存在不少缺陷，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困难重重，如果在“抢先心理”与实际进程之间“一快一慢”的节奏把握不当，很可能出现一种新形式的过度投资冲动，最后留下不少遗憾和难题，这一点必须预防。

　　据分析，目前钢铁业联合的难点在于：一是产权结构不利于形成联合重组的内在动力。由于国内大中型钢厂基本都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其相对单一的产权结构对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的敏感性较差，因此在市场性的重组动力上存在先天缺陷。此外有些钢厂存在的产权界定不清现象容易给重组留下隐患。二是国内资本与外资在参与重组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不对等现象。外资重组国内企业时，资产剥离、人员安置等问题解决得较为彻底，因此外方重组成本相对较低，其重组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国内资本参与重组，往往要变相承担不少“历史包袱”。三是跨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尚有不足。被兼并地区在税收分配、人员分流的专项安排以及替代产业的扶持培育等方面，都还没有规范、可操作的系统政策可供参照，影响了被兼并地区的积极性，也加大了过度“博弈”的几率。

　　专家提醒说，现在一些大型钢厂计划中的“联合重组”型投资项目，规模相当，但如果没有技术突破，只能依然生产高档薄板等产品，很容易形成高水平上的“重复建设”。如果要真正实现产品结构升级，开发前沿新钢种，单纯靠引进技术的办法，回旋空间已十分有限，宝钢已在国际钢铁核心领域明显遭遇到技术壁垒，新日铁的最高档硅钢生产技术拒绝向宝钢输出。接下来的路只能是自主研发，但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不是短时间就能形成的。所以中国钢铁业联合的进程可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既要抓紧，又着急不得；既要市场创造条件，又要国家政策创新。多方合力推进，才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