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因“医闹”事件闻名全国一年后成纠纷调解“取经”之所
探秘南平打破医患纠纷“大闹大赔”怪圈

　调查动机

　　长期以来，医患纠纷一直是一个关注度高、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甚至衍生出了“医闹”这一“职业”。“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也一度成为患者家属解决医患纠纷的“准则”。

　　2009年，福建省南平市曾因一起“医闹”事件闻名全国；一年后，南平市成为全国医患纠纷调解最热门的“取经”之所。

　　南平是如何突破“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这一怪圈的？《法制日报》记者就此进行调查。

□特别调查

法制日报记者郭宏鹏 刘百军 法制日报实习生范传贵

　　年近花甲的龚选民穿一身休闲格子西装，系一条颇为时尚的白色皮带，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他一套又一套的“调解心经”。作为福建省南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如今既像个明星又像个专家———走到哪里，都有人喊他一声“龚主任”；每隔几天，就有外地综治部门带队到他这儿取经。

　　龚选民变得如此忙碌，缘于一年前发生在南平市的“6·21”医闹事件。龚选民因为“扛不住卫生局局长的劝说”，开始筹建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让龚选民没想到的是，一年后，这个调处中心，成了全国医患纠纷调解最热门的取经之所。

　　据统计，一年多来，南平全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共接受省内外来电来访咨询558人次，受理医患纠纷173件，已调结153件，调解的案件全部案结事了，没有一件出现反复。所调解的纠纷最快3天，最长的不超过1个月。卫生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成立的这一年里，医患纠纷数量与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40%。

　　南平市，如何从一个因“医闹”而出名的福建山城，转变为因成功调解医患纠纷而名声在外的地方？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走进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问及成功玄机，龚选民淡然表示：“我们只是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转变成‘大错大赔，小错小赔’，让是非的价值判断回归了理性。”

　　医患纠纷一座因“医闹”闻名的城市

　　2009年6月18日，南平市延平区太平镇杨厝村村民杨俊斌，因“泌尿系统结石、急性肾功能衰竭”入住南平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6月20日晚10时，在手术成功的情况下，杨俊斌突发病症，经抢救无效于21日凌晨死亡。

　　杨俊斌的家属认为院方对患者的死亡负有责任，当晚就聚集在泌尿外科，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拒不移尸，同时将参与抢救的泌尿外科主任胡言雨和医师王波扣留在病房，并提出高额赔偿要求。从6月21日起，南平市各级部门多次协调处理，均因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而搁浅，并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有人员受伤。

　　后在当地政府主导之下，杨俊斌的家属与医院达成初步协议：家属得到21万元赔偿，而对于肢体冲突导致的人员受伤问题，“双方同意责任自行承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医患双方已达成协议，但此事并未结束。

　　6月23日上午，南平市第一医院80余名医务人员聚集到南平市政府门口，打出“还我尊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横幅。随后，南平市多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加入其中。经多方调处，直到当天晚上7时左右事态才得以平息。

　　长期以来不断紧张的医患关系，最终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在南平市这个小山城爆发出来。此后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发生的医患纠纷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医闹”、“医患纠纷”几乎成了2009年最刺眼的关键词之一。更有调查显示，不少医生认为，“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这恰恰又让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

　　如何有效化解医患矛盾，摆在因“医闹”而闻名全国的南平市面前。

　　“6·21”事件发生后的1个多月里，南平市高层频繁开会，将化解医患纠纷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7月24日，《南平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出台。3天后，南平市成立重大医患纠纷应急和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南平市委副书记石建华担任组长，副组长则由5位市委、市政府厅级干部担任，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8月3日，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开门迎“客”。

　　心服口服一个医患纠纷调处样本

　　“我现在去买票，凌晨5点到，8点就可以接受采访。”接到《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邀请时，63岁的张瑞英正远在福建省泉州市采购茶叶，但她还是决定要连夜坐车赶回南平，“说几句感谢医患调处中心的话”。

　　考虑到张瑞英的年龄，记者最终还是选择了电话采访。这个自称“从不服输”的“女强人”，在谈及医患调处中心所做的工作时，还是表示了“心服口服”。

　　2007年10月27日，张瑞英的丈夫邱光尧在南平市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全膀胱切除术”。尽管手术成功了，但在术后1个月内，邱光尧多次出现人事不省、神志不清症状，并于当年11月8日心跳呼吸停止。经过两天的抢救，邱光尧虽然恢复了自主呼吸，却成了植物人。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邱光尧一直在医院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接受治疗。张瑞英放下自己的事业，包下了同病房的另外两张床，悉心照料丈夫。由于从一开始就对医院的手术和术后治疗有所怀疑，张瑞英自己买来了《福建中草药》、《中医方剂自学入门》等大量中草药书籍，尝试着用中药给丈夫调养。

　　尽管如此，邱光尧还是在今年5月23日凌晨停止了呼吸，张瑞英与医院的矛盾也正式爆发。她认为，自己丈夫得的并不是癌症，医院却把它当作癌症来治疗，且在术后护理上存在严重失误，最终导致了邱光尧昏迷和死亡。

　　医院解释称，邱光尧在接受手术前，体内的确有癌细胞，是手术成功切除全膀胱后才没有的。在护理上，医院也认为自己不存在过失。多名医生反而指出，是张瑞英乱用中药导致了邱光尧的死亡。

　　双方争执不下。邱光尧的家属纷纷赶到，将尸体停留在ICU病房不肯移走。医院的医务科给医患纠纷调处中心打了电话，申请调解。

　　刚刚调入调处中心不到一个月的董波接到电话后，立刻与同事赶到现场。张瑞英一见到董波，“扑通”一声就跪倒下去，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些手足无措：“她告诉我，医生们都说是她害死了丈夫，这让她在族人面前抬不起头。她恳求我，一定要辨明是非。”[page]

　　扶起伤心的老人，董波做了第一个决定———封存病历。

　　“这样也取得了患方的信任，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公正的。”董波回忆说，病历被封存后，在几名调解员的轮番说服下，张瑞英终于同意先将尸体移送到殡仪馆存放，并在第二天前往医患纠纷调处中心接受调解。董波随后又走访了当事医生及相关知情者，以备调解所需。

　　“要辨明是非，要快。”5月24日上午10时，张瑞英面对南平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墙上贴着的调解员列表，再次选择了相信董波，并一再强调这两点要求。

　　调解正式开始，双方争执的关键在于医院是否存在过失，而这必须经过专业的判断。董波向张瑞英提出两条可选路径：一是专家咨询；二是医疗鉴定。前者快速，且专家由医、患和调处中心3方共同挑选，患者更信任，但赔付金额必须在1万元至10万元之间；后者鉴定程序科学，一般用于处理赔付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重特大纠纷，但速度较慢，且参与鉴定的专家由医学会挑选，患方不容易信任。

　　张瑞英选择了专家咨询。在调处中心走廊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由83位专家组成的医疗专家委员会名单。按照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规定，医患双方协商决定进行专家咨询的，由医院、患方和调处中心3方各从专家委员会名单中挑选1人，组成专家咨询小组。

　　经医院同意，董波将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挑选权也让给了张瑞英，以让她对专家咨询更加放心。挑选出3位专家后，董波立即致电通知他们，预定于5月26日进行专家咨询。

　　一切进展顺利。然而，5月25日，医院一名负责人突然致电董波，承认医院存在过失，表示愿意赔偿，请求不要进行专家咨询，以免影响声誉。然而在被问及存在什么过失时，这名负责人却不愿透露。

　　“不能简单、粗放地调解，我们要分清是非，按错论赔。”经过商议，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坚持进行了专家咨询。5月26日，专家们经过一整天对病历等各种资料的研判，得出结论：医院手术措施及方案得当，但由于创伤大，患者高龄，术后出现肠瘘、低蛋白血症、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等问题，医院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估计不足，且对于以上病状处置上存在不足。这即意味着，医院存在较大过失。

　　5月27日，调处中心组织双方进行第二次调解。此时的张瑞英虽然对医院倍感气愤，但由于洗脱了“治死丈夫”的“罪名”，还是很积极地配合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调解。董波同时请来了邱光尧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在各方的劝说下，张瑞英最终接受了医院的赔偿条件：免去邱光尧生前在医院欠下的12万元医疗费；一次性支付赔偿金10万元；双方不再主张其他权利。

　　客观中立“第三方”调解贯穿始终

　　据了解，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一旦医患双方发生民事责任争议，解决途径有三：医患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在现实中，这3条途径都不太顺畅。”南平市卫生局局长王崇辉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首先，医患双方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医患双方自己协商很容易就会发生激烈冲突；其次，卫生行政部门常常被认为和医院是‘一家人’，在调解中难以做到中立，缺乏公信力；第三，走诉讼渠道解决，这对患者而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此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关键环节也往往让患者望而却步，一方面因为时间太长，另一方面在于医学会与医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鉴定结果也常常遭到质疑。”

　　南平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针对这几种症状开出了“药方”。

　　“我们与卫生部门、医院没有关联，是独立的‘第三方’；我们提供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讲究简化程序、缩短时间，而且在调解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为患方提供多条路径，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和调解原则，患方都可以自由选择。”龚选民介绍。

　　记者翻看多起调解案件的卷宗后发现，龚选民所说的“第三方”，实际贯穿于调解的每一个步骤：第一时间封存病历，将最重要的证据保存起来，防止了医院私自修改病历，也消除了患方的怀疑；判断是非环节，患方可自主选择进行专家咨询还是进行医疗鉴定，若选择专家咨询，患方可从专家委员会中自行挑选觉得可信的专家，调处中心为此还专门请了大量部队医院医生、法医等公信力较高的专家加入委员会；在调解结束后，为了确保患方尽快拿到赔偿，调解中心牵头建立了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基金，一旦赔偿条件谈妥，调解中心可立即从基金中预先支取赔偿款给患方，确保案结事了。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医患双方有了新的沟通、调解平台，这个平台对于患者而言，代表着公信力，打破了医疗机构单方面的话语权；对于医院而言，将‘战火’从病房引开，就是最大的胜利。医务人员只有从纷繁的医患纠纷中解脱出来，才能专心为病人治病，最大化地保证医院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南平市人民医院院长董良瀚说。

　　是非标准从“大闹大赔”到“大错大赔”

　　在南平市卫生局，曾有这样的疑问：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在“后龚选民时代”会怎样？

　　龚选民则表示，这不是问题，“现在制度已经完善了，各安其职，我走了他们一样干得好”。

　　据了解，随着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运行，在《南平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原则指导下，《南平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理中心调解规则(试行)》以及详细的工作流程、调解格式文书等都在不断地规范和完善。

　　这些看似表面工作的规章和文书，被龚选民看得极其重要。“让调处中心的工作得以延续，这是基本功能，更关键的目的是，要转变以往认为调解就是‘委曲求全’、依人办事的观念，要让医患纠纷的处置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他解释说。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各地政府为了尽快恢复正常医疗秩序、稳定局面，往往会协调医患双方签署调解协议。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常常以“不分是非，给钱了事”的做法换来事件的平息。然而，这样却让医患纠纷走上了“大闹———领导重视———赔偿多”的逻辑中去，在不断被复制的过程中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催生职业“医闹”。

　　“我们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打破这种‘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逻辑，重新确立是非判断的标准，以事实说话，‘大错大赔，小错小赔，无错不赔’。”龚选民说，在这种观念前提下，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分清责任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解；二是过错赔偿的原则，依法依规决定赔偿数额分配；三是依法赔付的原则，严格按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项目、标准，计算出赔偿数额，使调解协议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调处中心正在抓紧制定公平赔偿的原则，对在医患纠纷中因为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损坏医疗机构公共财物，危及医务人员和社会公众安全的责任人，为了体现公平，应予以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page]

　　明确了是非评判标准之后，龚选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从源头上做起了工作：一边联合卫生局在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疗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医务人员行为，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医患纠纷；另一边将调处模式推广至南平市下属的9个县市，平时印刷大量宣传单向农村地区发放，解释相关法律法规，推广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引导人们在遇到医疗纠纷时到中心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