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被当精神病人收治死亡获赔网称真相被隐瞒
导读：
父亲为子讨公道精神病院赔偿40万 收治手续太简单救助易成“牟利”
“疑似精神病者”郝雷的生死劫
《法制周报》记者 蒋格伟
轰动一时的陕西打工仔郝雷被北京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后“猝死”一案终于尘埃落定。4月12日，在法院的主持下，郝雷家属和“北京华一精神分院”达成协议，“华一”赔偿郝雷父母人民币40万元。
然而，这一结果并没有中止各界对案件的关注，“40万赔偿就是和稀泥”、“仅有精神病院为郝雷之死埋单是不够的”，种种质疑声不绝于耳。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件，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一大焦点。《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牵头执笔人、长期关注精神病强制收治的黄雪涛律师表示，我国精神病治疗中存在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部分精神卫生诊疗机构正沦为报复和打压的工具，“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被收治。”
被作为“疑似精神病者”送治
2010年 6月26日，对于陕西农民郝虎生来说是一个劫难日。
上午9时多，从家中一路小跑过来的郝卫生告诉正在地里干活的哥哥郝虎生说，“乡派出所打来电话，说郝雷在北京出事了。”
郝虎生，陕西商洛市洛南县谢湾乡马河村人氏，生有一子一女。郝雷是郝虎生“养老的希望”。两个多月前，20岁的郝雷决定出去闯闯。郝雷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几年，此后到县城学习橱柜装修。让郝虎生意想不到的是，此次一去，再见儿子时，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郝虎生扔下工具就往家跑，他给乡派出所打去电话，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派出所给了北京一家医院的电话。郝虎生辗转得知：“郝雷死了。”
2010年6月19日晚，郝家接到郝雷的电话，说被人骗到了北京。而没有待郝玉名（郝雷的爷爷）进一步询问，电话即被挂断。之后，郝家按那个陌生电话回过去，是另一人接的，对方说自己是北京十八里店附近的保安。
后经警方披露，2010年6月21日凌晨1时30分，郝雷被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派出所民警作为“疑似流浪精神病人”送到医院。
当事民警陈国勤给医院留下一份工作记录显示：“2010年6月20日23时许，我所巡逻车在十八里店乡吕家营村巡逻时，发现一年轻男子，该人有20岁左右，通过观查（应为‘察’）发现该男子双眼发直，言语不清，精神不正常，在派出所脱光衣服，裸体。”由此派出所干警判断郝雷为疑似精神病，并在两个小时后将其送到了精神病院。
“我们家族上下几代并无精神病史。”郝虎生至今不相信儿子有精神病。
生命的最后5天
2010年6月21日被收入精神病院后，郝雷开始了为期5天的精神病治疗，直至死亡。
郝雷在华一精神分院记录病史曾被媒体详细披露，“病史不详，仅有派出所工作说明，疑有精神病，故送我院救助。”
医院检查的专科情况记录称，郝雷意识清楚，定向力完整，步入病室后，“对更衣护理合作”。记录又称其“言语凌乱”，认为在交谈中可引出郝雷“有妄想”内容：“自称派出所的人强迫他”，并称郝雷“无自知力”。最终的诊断是：精神障碍未特指。
6月26日晨6点的病历记载，郝雷目光呆滞，意识不清，口唇青紫，呼吸缓慢，尿失禁，经过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后，于6点45分死亡。医院认定为“心源性猝死”。
6月27日，郝虎生见郝雷的遗体脖子发红，胸部发紫，怀疑其死亡或与外力有关。向医院提出尸检的要求。
尸体检验显示，郝雷在医院期间，服用了治疗精神障碍的吩噻嗪类药物（氯丙嗪），出现多器官淤血，“部分心肌纤维断裂，窦房结临近组织内灶性出血，肺淤血、水肿”。鉴定认为“符合吩噻嗪猝死综合征的病理学改变特点”。
另外，鉴定还认为：“四肢多发性皮肤挫伤，符合钝性外力所致的特点，该损伤较轻，尚不足以导致死亡。未见其他机械性损伤以及机械性窒息的征象。”结论是：考虑因吩噻嗪猝死综合征而死亡。
公开资料显示，吩噻嗪类药适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狂症以及其他重症精神病。而在各类可引起猝死的药物中，最主要的就是吩噻嗪类。
2010年11月2日，华一医院副院长欧阳秀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郝雷的死亡是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不应算医疗事故。
“给一个正常人吃治精神病的药，能不出事吗？”对此，郝虎生反驳称。
资料显示，华一精神分院2004年被北京市政府指定为收治救助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救治流浪精神病人的费用，由北京市财政拨款，由北京市民政局与定点医院定期结算。
诸多疑点未有答案
丧子之痛的郝虎生决定为子讨还公道。此举得到了公益律师李方平、陈继华的支持。
2011年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郝虎生向精神病医院索赔68万元一案。庭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双方围绕精神病院是否有过错展开了激辩。
华一医院方当庭申请医学会为该案进行鉴定，鉴定郝雷的死亡与医院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法庭做出休庭再审决定。
尸体检验结论显示郝雷“考虑因吩噻嗪猝死综合征而死亡”。从鉴定意见书看，郝雷被送医院后，医院在没确定是哪种类型“精神障碍”情况下进行了治疗。
2011年4月12日，郝雷家属和北京华一精神分院在法院主持下调解成功，华一医院赔偿郝雷父母人民币40万元。
40万的赔偿并没有中断公众对郝雷案的质疑。有网友称，法院调解出的40万结果让更多的真相被隐瞒，应该一追到底。
浙江在线评论员王学进发表评论文章《仅有精神病院为郝雷之死埋单是不够的》，文章中指出“朝阳区警方是该案的始作俑者”，“严格说来，郝雷是‘被精神病’致死的，医院固然要为其之死承担责任，警方同样应该担责，而且责任更大。”
知名评论人士廖保平发表题为《郝雷案草草结案让人难以释怀》，文章指出，鉴于这些年“被精神病”案例越来越多，公众十分敏感。人们期望有一起经得起司法检验的判例，成为解读、破解“被精神病”的典型案例，寻求可靠的解决之道。(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可是，遗憾的是，郝雷一案并没有被深挖细剖，在司法上甚至走了简便之道，仅以调解赔偿了事，很多疑点无以解释。
代理律师李方平、陈继华向记者指出了该案的诸多疑点：一、郝雷生前随身带有身份证，可直接联系上家属，警方和医院为何不和家属联系？二、警方何以凭简单过激行为，断言郝雷为“疑似精神病”？三、医院何以在短时间内便强制为郝雷用药？四、郝雷情绪一直较为稳定，医院为何对其采取强制约束措施？五、郝雷一身的伤痕是怎样造成的？[page]
5月28日，郝虎生告诉《法制周报》记者，目前他正和律师商议，准备起诉朝阳区公安分局，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郝虎生告诉记者，在状告医院之前，朝阳区公安分局下辖的十八里店派出所工作人员曾要求自己写下5万元的欠条，“不准再接受记者采访”。
难产的《精神卫生法》
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被精神病”案件。
湖北武钢徐武“飞越疯人院”案。武钢集团职工徐武，因多年连续上访，被单位以“精神病”为由强制收治，四年后的2011年4月19日，徐武逃出医院，前往广州为自己“讨清白”，被诊断“自我评价稍低”、“抑郁情绪”，但未有其他更严重的精神病诊断。
湖北郭元荣案。郭元荣是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建设局职工，1996年因揭发该局局长的经济问题，被县公安局送往十堰市茅箭医院精神科“强制治疗”，一关就是14年。2011年1月初，他的“病友”、因拍摄当地上访事件画面被关进郭元荣所在的精神病院的彭宝泉，将此事在网上曝光。在众多网友和媒体的关注下，“精神病人”郭元荣回到家中。
河南徐林东案。因状告乡政府，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其家人多次提出让徐林东出院的请求，被精神病医院拒绝：“家属没这个权力把他接走。他是通过乡政府送过来的，只有乡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徐林东被关在精神病院6年半，2010年4月25日，被媒体披露后，徐林东才从精神病院回到家中。(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此后，徐林东拿到了大刘镇人民政府的30万元赔偿。
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案。何锦荣身体健康，却被妻子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30天，期间妻子与医院签订委托书，未经她个人允许，不准任何人探望。出院后，何锦荣以医院胡乱收治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广州脑科医院告上了法院，索赔100万元。（2008年6月27日曾报道《千万富翁真疯了？》）
2010年10月10日，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了4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我国精神病医学中存在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精神卫生诊疗机构正沦为报复和打压的工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呼吁：中国《精神卫生法》在确立自愿住院、治疗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建立两种非自愿住院治疗制度，即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和保安性非自愿住院治疗。
刘白驹特别强调，由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实施，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精神卫生法》应对其适用的条件、程序和责任作出明确、严格的规定，并且引入社会、司法的干预、监督。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精神卫生法》1985年开始起草，期间数易其稿，2009年6月公布草案征求意见，但《精神卫生法》(草案)至今仍未提请审议。
精神病人收治门槛需抬高
2011年5月29日，《法制周报》记者就郝雷案专访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牵头执笔人、长期关注精神病强制收治的黄雪涛律师。
“‘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的情况，导致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用在了错误的人身上，而需要的人又得不到治疗。”黄雪涛认为，“强制收治没有门槛、没有程序规范，个人无拒绝住院权利，‘谁送来谁接走’的出院规则，医院没有纠错机制等乱象横生。这不但为医生滥用权利提供条件，也为相关利益获得者提供了滋生公民‘被精神病’的温床。”
黄雪涛表示，郝雷案折射疑似流浪精神病人救助收治体系诸多漏洞，救助应该鼓励，但也必须防止滥用。(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84802117)“财政拨款支持社会关怀，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收治手续过于简单，救助款项可能成为牟利目标，救助手段容易被滥用。
黄雪涛认为，精神病住院观察，已经是限制人身自由，非自愿治疗，权利限制的性质更严重。“这两个环节必须非常慎重，需要有专人承担审慎决策的责任。过于简单的救助流程，好事会变成坏事。”
她告诉记者，由于所谓正常人与精神病人之间的界线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清晰，假如很容易就能把疑似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那么正常人也很容易被送进去。“要防止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制度门槛必须抬高，使疑似精神病人也没那么容易被送进去。不立法确立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的权利，‘被精神病’的现象就不可能遏止。”
某精神病院的患者正在服用医院配发的药品。伏志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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