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存在一个由多家中介操控的“卵子黑市”，形成了包括体检、取卵、代孕等多个环节的黑色产业链。他们瞄准北京高校女生，对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女生卵子更是出价数万元。在中介牟取暴利，参与各方看似各得所需的背后，充满了健康、伦理、法律的巨大风险，生命尊严和价值受到的伤害更值得关注。

　　伦理悲剧的多重风险

　　出售卵子者以及购买卵子者的权益，如果受到损害，难以依法维护。

　　在非法卵子买卖活动中的“取卵手术”，和做试管婴儿取卵手术是一样的，需要用激素类药物抑制卵巢活动，同时将闭锁的卵泡“催熟”，促进排卵，这一过程存在引起多种并发症的风险，比如卵巢过度刺激症，引发水肿、腹水、肺栓塞等，严重的甚至可能致死。一般情况下，女性在22岁以后，卵细胞才完全发育成熟，过早或频繁的“催熟”，甚至还有提早绝经的可能性。

　　由于中介的违规操作，私下里进行手术，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卖卵者很难维权。同时，由于中介审查等机制相比正规医院十分薄弱，在“买卖”双方互盲的情况下，存在发生非常严重的伦理悲剧的风险。

　　对购买卵子者，其实风险可能更大。中介以及相关医院在暴利的诱惑驱动下，很有可能不认真地检查出售卵子者的健康状况，不调查甚至隐瞒出售卵子者的家族疾病史，所以孩子未来的健康究竟如何，其实是有高度风险的。一旦发现问题，孩子早已出生，很可能早已过去多年，又是非法交易，很难获得赔偿。

　　卫生部2003年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供卵行为。赠卵只限于试管婴儿治疗中的剩余卵子；对赠卵者必须进行健康检查；严禁买卖卵子；每位赠卵者最多只能帮助5名女性怀孕。

　　然而，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大量需求，使这一规定并不能禁止非法交易的产生，只是迫使其走入地下，更加无法监管。出售卵子者以及购买卵子者的权益，如果受到损害，难以依法维护。当事各方如果发生利益纠葛，难以处理，容易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捐赠还是交易？

　　美国多所名牌大学的美丽女生正通过互联网暗中推销她们的卵子，并在网上大做“卖卵广告”。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即便是对那些自愿的卵子捐赠者，她们得到的“必要补偿”，也要比精子捐献者高出许多。这本来很正常，但当补偿高到一定程度时，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变成金钱交易。

　　虽然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卵子买卖，但各国监管严格程度不一，在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非法买卖卵子的现象并不罕见，也有许多人专门到监管不严的国家购买卵子。

　　“我们如何创造人类”组织的负责人约瑟夫·甘达瓦尔，对卵子买卖的行为提出了严厉谴责，“如此一来，卵子捐赠就成了一个人们用于牟利的行业。美国对此更是来者不拒。但是那些妇女们应该清楚，她们捐赠不仅仅是一个细胞，卵子最终会演变成一个生命，一个与她有血肉联系的孩子……你愿意用15000英镑出售你的孩子吗，当然不！”

　　2006年年初，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德波拉·斯帕通过专门研究女大学生的“卖卵现象”后，写出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书中披露，为了赚取学费，美国多所名牌大学的美丽女生正通过互联网暗中推销她们的卵子，并在网上大做“卖卵广告”。书中说明，人们对卵子出售者的要求很高，除了健康的身体，对捐赠者的外貌、学历和人种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哈佛大学女生的卵子售价要高于哥伦比亚大学女生，而白人女性的卵子也要比黑人女性的卵子价钱更高。

　　由于英国的法律禁止为卵子捐赠支付任何报酬，因而很少会有人自愿捐献卵子。许多英国女性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最富盛名的私营“卵子捐赠者”中心，来自英国的卵子“捐赠者”的数量已经增加了25%。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人类生育胚胎协会对该国的卵子“捐赠者”的外流现象非常担忧，认为这破坏了英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捐赠传统。发言人约翰·保尔说，“在英国，我们在各种捐助事业方面拥有利他主义的传统”。他对卵子捐赠蜕变为交易很不安，“当我们为卵子捐赠者支付过高的酬劳总是会引起人们的非议，因为这会改变那些捐赠者的动机。而且，如果人们因为金钱的缘故反复捐赠卵子，这无疑会影响卵子的质量”。

　　购买卵子者，有些人是出于所谓改良基因的目的。这种想法没有科学依据。先不说名校的女大学生是否一定就会事业成功生活幸福，就算这个标准没错，成功和幸福也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期待购买卵子来实现所谓优生的想法，最后往往会落空。

　　生命尊严受伤害

　　生命作为不可剥夺和让渡的权利，是人权最重要的内容，是不可以交易出售的。

　　卵子是生命的重要源头，一旦卵子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生命自然的尊严和价值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西方国家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商品。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恰恰需要严格地划分市场的边界。生命作为不可剥夺和让渡的权利，是人权最重要的内容，是不可以交易出售的。

　　卵子买卖，必然会导致生物学父母与社会学父母不同，由此可能会带来孩子的个人心理认同混乱，还会产生社会关系上的诸多问题。例如，孩子将来如何处理父母子女关系，法律上怎样判断个人身份的谱系，各种民事法律关系怎样处理等，都需要做非常复杂的调整。更为严重的是，生物学父母与社会学父母不同的现象如果大量存在，还有可能导致由于不知情而产生的亲缘婚配，这将导致遗传上的较大忧虑。

　　由于事实上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卵子买卖很难被法律所禁止。所以有人建议，干脆不如将卵子买卖合法化，以便加强管理。但即使将卵子买卖的活动合法化，规范管理，严格登记，也仍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问题。

　　因为，个人隐私保护、个人行为自由与知情权之间的冲突仍然很难解决。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愿意公开自己是“辅助生殖技术的结果”，如果不愿意，是否需要隐私保护？当人们缔结婚姻甚至谈恋爱时，怎样辨识爱人的生物学身份，怎样确知自己的配偶是不是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兄妹或者父女、母子？这无疑给人类的伦理关系带来极大混乱，动摇本已非常脆弱的现代家庭关系。[page]

　　一旦将卵子的捐赠变成交易的商业行为，不仅意味着穷人等弱势群体将沦为富人的卵子提供者，受到身体上的剥削，而且由于商业的刺激，将会诱使或迫使提供卵子者不断出售卵子，一定会不断用药物刺激身体排卵，导致供卵者身体受到伤害，卵子的质量也会下降，最后导致更加严重的悲剧。在卵子交易中大量存在对供卵者的种族、肤色、相貌的要求，也会强化种族、肤色等方面的歧视，同样不利于社会文明发展。

　　蒋劲松（清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