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

　　3年前，一场交通意外使小心怡年仅23岁的父亲董建设高位截瘫。面对高位截瘫的父亲，只有3岁的小心怡不得不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爸爸的事。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安排医院，将小心怡的父亲送到医院治疗。（12月22日 《山东商报》）

　　3岁，本应该是孩子们无忧无虑地享受自己童年、随意跟父母撒娇的年龄，但对于小心怡来说，她却承担起了一些成年儿女都未能承担过的重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真正能“感动中国”的精神标本。然而，在感动之外，我们又必须反思。

　　在笔者看来，整个社会让一个3岁的孩子承担起一个家庭内的伦理责任，本身就证明着诸多体制的无良。到现在为止，我又一次体味到了御用道德家们宣扬“道德高论”的真正动机———只有体制不能代替人伦关爱之时，所谓专家学者才会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承担起一些本来该由体制的关爱责任。悲剧是，这个责任在道德与体制的推诿之中，落到了一个3岁孩子的身上。

　　实际上，“坚强妞”的现出，至少说明了三个方面的体制缺失：

　　其一，这是一则“医疗事故”。这首先是一个“看病拖垮家庭”的典型案例。一次意外董建设摔成了高位截瘫，而在整个家庭砸锅卖铁凑齐了七万多元的治疗费后，已是家徒四壁。也正是因为贫困，妻子离家出走，老迈的父亲也出家打工。整个家庭因为一个成员的病情出现了极端的贫困。此语境之下，小心怡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都要承担起因贫困导致的所有家庭重担。更显无奈的是，现在所谓的“新医疗”，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根本起不到半点作用。

　　其二，这是一则“救济事故”。有两个问题，一是，假如没有人发帖子，没有媒体报道，地方政府会不会帮助董家父女解决问题？地方医院会不会帮助董建设来免费治疗？小心怡会不会享受到免费的学前教育？其二，假如“坚强妞”不是3岁，而是15岁或是20岁，即“坚强妞”的故事不再这么悲壮感人，地方政府会不会帮助这个家庭？其实，在农村里，这样贫困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很少是有人能享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这显然是个社会救济的问题，但更为悲剧的是，上月25日，有媒体报道曾被提案无数次的《社会救助法》在近一两年仍然出台无望。

　　其三，这还是一则“养老事故”。董建设50多岁的老父亲外出打工，其实比起3岁孩子照顾家人来说，未必就能惬意多少。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倘若能够有些许起色，相信老父亲也不会外出打工，3岁孩子照顾家人的凄凉故事也不会上演了。

　　诸上三个制度缺失，一环扣一环，共同织造了一个特殊家庭的贫困、挣扎与感人。道德方面的感人固然可以成为精神标本，但在道德层面感人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体制方面的过失。因为这些过失，体制与公权力就显得尤为的冷漠，在对比之中，“坚强妞”的故事才愈现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