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长春

南京儿童医院眼病患儿死亡事件以12位医院人员受处罚，支付51万赔偿金的结果被划上了句号，其解决速度之快是少见的，但它是否真是政府管理、医院工作和患者利益的皆大欢喜之结局，是有相当疑义的，因为它更容易令人联想起小偷被近100群众殴打致死的社会事件，而不是法制社会和医疗工作科学管理的正面案例。

把患儿的治疗问题转换成病人到医院就医的一般现象看待，通常有三个描述基础。1）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的职业劳动；2）在行业制度下从业人员的操作和劳动；3）行业工作本身的不可预测与不可控制风险。在医学领域，最后一个事项是特别突出的问题。例如一个临床医生根据X光照片等检查资料可以知道患者得肺癌的可能性是90%，手术切除治愈的机会是40%，但是医生不能确定眼前的病人是90%里的一个，还是10%里的一个，由手术受益还是不受益。现代科技水平下，电器制造商可以向消费者保证产品正常使用上万小时不出问题，三年包退包换，医学家没有一点这样的保证能力。正因为如此，出现病人不满意医学治疗的情况时，社会是区分“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和“服务水平和态度”等等不同类别进行调解处理的，同时由国家医学立法将概念落实为具体行为，例如关于医疗事故鉴定与诉讼方面的法律规定。

南京患儿以眼病入院，后面隐藏的是脑病，例如脑底静脉海绵窦感染一类的极其凶险的疾病，可以像心肌梗塞那样突然发生迅速夺去人的生命，是临床的必然。在临床工作中，医生只看到眼前的一种疾病，忽略另外的疾病，必须经历住院大检查才知道病人身体的全部情况，又是另外一种必然。例如一位妇女因头晕看门诊数次效果不佳，以早期高血压和糖尿病收住院，出院的诊断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周围神经炎，高血压，脑梗塞，高胆固醇血症，胆石症，腰椎退行性变，颈椎病，慢性中耳炎。这两种不是人力可以抗拒的医学必然，有经验的医生是早早就提醒病人的，为防护自己，更有医生动不动就向患者家属派发病重病危通知书。由此可见，维持医学活动在正轨上运行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火气旺的或愚昧无知的，都可能经过大医院住院治疗认识了全部病情以后，反身去找门诊医生或初级医院的麻烦，或者把意外死亡统统说成医疗事故。

在大学学习时，就听老师在课堂上讲，走上手术台就是把一条腿伸到了监狱门口。行医如同走钢丝，处处风险，入了医学行业的人无法就此说什么，只有依靠行业管理者设计的机构、个人和患者三方分担风险的医疗制度消化风险，使医生正常执业，安心行医。实现这种局面的底线，就是法制上的“医疗事故”“医疗差错”与“服务水平和态度”等等纠纷类型的区分。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事件里，值班医生的服务态度肯定有明显问题，但患儿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并不明确，无法做出“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方面的鉴定。南京市卫生局直接按照“医疗大事故”的级别进行处理，以医学“私刑”代替法制，这不是使医院更好发展的管理术，而是在自毁国家防病治病的医学长城。

40年前中国还在“史无前例”的运动状态时，一位科主任给病人做手术，因为术后严重并发症患者死亡，于是有“红卫兵”冲进医院暴打医生，医院严格处理“医疗事故”把科主任下放“牛棚”劳动改造。没有法制的社会，以“万众欢呼”做为审视和处理事情的标准，表面上有群众满意的结果，实际是严管“臭老九”的“私刑”在阻吓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人民群众更加难以得到应有的医学科技帮助。中国医学水平曾经停滞甚至倒退的历史，是惨痛教训。关于南京市儿童医院事件的网络言论里，我们已经看到“假如是我的孩子我杀他医生全家！”“可怜我的儿才25岁就走了，….我一定讨回公道，讨不回我就和这个医生和这个护士同归于尽”等等留言，政府可以用“私刑”，民众何以不为？打死小偷被解读为彰显正义，而不是违法，在当前的社会文化水平，比较依法行事的要求更容易流行社会。所以，就中国法制制度的进步说，南京市卫生局做了比毛医生冷漠病人更可怕的事情，可用于处理患儿死亡案的多种方法里，市卫生局恰好采用了为将来更严重的医患冲突提供实例的方式，这种不应该有的职能部门管理性失误，我们同样应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