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此案开庭未当庭宣判 仍有不少“谜题”待解

　　昨日报道了省城A医院因医患纠纷，2岁幼儿遗体在殡仪馆里停放14年的事件。上午10时许，周师傅带着厚厚的材料，来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待案件的开庭审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审理，纠纷中诸多问题仍然扑朔迷离，究竟有没有“阴阳协议”的存在，几份医疗事故的鉴定书究竟是真是假，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

　　赔偿7000元还是127000元？

　　昨日上午10时，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庭审中，一笔10万元的赔偿，成为焦点之一。

　　据周师傅介绍，在1997年10月5日晚上，他和院方代表见面，谈论解决的办法。“医院告诉我，他们准备拿出127000元的赔偿金。 ”周师傅称他当时就同意了，但是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发生分歧。“医院说他们当时正在申请三甲医院，如果协议书上写上127000元这么高的赔偿金额，会对医院的申请不利。因此准备在协议上只写7000元的金额，剩下的120000元私下再给。 ”

　　周师傅同意了这个建议，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在当天，周师傅拿到27000的赔偿金。第二天，双方来到公证处，对协议进行公证。但是此后，“医院找了种种借口不愿意给那剩下的10万元。 ”

　　在法庭上，医院的代理律师却否认了这一说法。 “这个协议是医患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现，虽然法院撤销了对协议的公证，但是我们认为，这份协议还是真实有效的。 ”按照医院的说法，根本就没有10万元这笔赔偿的可能。

　　三份鉴定结论是否都有效？

　　在法庭上，三份与医疗事故相关的鉴定结论真实性，也成了庭审的焦点。

　　首先的一份鉴定结论是A医院在1997年自己出具的。周师傅代理人认为，“医院作为纠纷的当事一方，自己给自己下结论，证明没有过错，这不合理。 ”

　　第二份是一封回函，出具单位是安徽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回函的内容是鉴定委员会不认为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对于这份回函，周师傅的代理人也有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份公函，根本没有按照正规的鉴定结论格式来写，因此不能证明医院没有过错。

　　第三份鉴定结论也是安徽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同样是认为这起事故不属于医疗纠纷。周师傅的代理人认为，这份结论下得太片面，“周师傅拿走了病历等相关材料，结论仅仅是靠医生的陈述，没有相应的资料作为支撑，这份鉴定结论不能成立。”

　　对于周师傅代理人提出的疑问，医院代理律师称，结论是有效的，至于回函能否作为结论证据，他认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是要等法院的裁决。

　　周师傅要求法院裁定，重新对周元飞的死因进行鉴定，对此法庭未当庭宣判。“我只想讨个说法，给孩子做一个鉴定，看看到底是不是医疗事故，然后尽快把孩子安葬。”法庭外，周师傅对媒体说。(苏艺)

　　事件经过

　　第一次就医：1997年

　　4月，刚一岁半的周元飞感冒发烧，经合肥A医院诊断后开了一些感冒药。服药后，周元飞病情并未好转。

　　第二次就医：1997年

　　5月1日，周元飞再次来到该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随后进行4次化疗。

　　第三次就医：1997年

　　8月，周元飞转诊上海新华医院。经诊断“未发现患儿淋巴异常”。上海市儿科研究所随后出具的血细胞形态学检查报告单明确写下“淋巴细胞未见异常”。

　　1997年10月2日，周元飞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