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

黄卫东生前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知情者透露，自杀前一天，他因牵涉“依达拉奉”药品回扣案被调查组约去谈话。该案并不是近年来浙江医药界唯一一起“回扣门”事件2010年11月，“泰瑞医疗”回扣事件曝光；今年6月8日，温州两家医院又有100多名医生涉及回扣丑闻。（8月31日《广州日报》）

医药“回扣”由来已久，它犹如鸦片一样，医护人员稍微一吃就成瘾难戒。正因如此，“回扣门”现象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接连上演，已成为医疗行业普遍性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曾算过一笔“回扣”账：除普药外，药品的回扣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更为严重的是，现在人们所了解到的台面上的“回扣”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一些医生收受回扣的方式千奇百怪、不断升级换代，隐藏性很高且难以查证。

一面是医生收受回扣现象泛滥成灾，另一面却是法律的孱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医生收取“回扣”处罚的依据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医生的回扣行为只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处罚，而处罚的力度最重也只是吊销医生执业证书。违法成本低廉致使一部分医生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2008年11月，两高院终于给医生“吃回扣”法律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然而，三年过去了，这个被社会各界普通认为是治疗“回扣”特效药的法律并未收到显著效果，医生“吃回扣”现象仍然猖獗不止。究其原因，在于既有法律的精准度不够。譬如，《意见》中提出了“数额较大”这一几乎涉及我国所有经济法律的习惯性词汇。但这个数额较大是多大呢？适用的是《经济合同法》、《刑法》、《招投标法》还是其他？“较大”是指的5000元还是5万元？这些问号，在《意见》中，我们都找不到答案。还有，同样收受回扣，不同的数量、不同的后果代表着不同的量刑，但如何量刑、依据什么标准来量刑，在《意见》中也找不到答案。诸如此类的模糊性概念大大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

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给医生“吃回扣”行为用精准的法律定性，以便尽快拉上“回扣门”。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应从医疗体制着手，一方面要打破医疗垄断，形成医院间竞争态势；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假设做到了医药分家，医生跟药没有了直接联系，药品“回扣”才能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