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5年医改路
导读:
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此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 “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有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
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
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198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
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 985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
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
当时开始出现一系列乱相,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成为当时议论的热门话题。
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新的改革浪潮。
医改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
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
这个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而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
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
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
2005年:医改突然变奏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
医改话题被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 ”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page]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又刊出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在这两篇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是否要作大的调整?
新一轮的关于医改的论战,随即暗流涌动。
这中间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投入不足。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条就是 “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
目前对医改的讨论中,矛头均指向市场化,随即有评论指出,既要警惕“市场失灵”,也要警惕“政府失灵”。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而在决策思维上,更为注重社会公平。”中央党校一位教授认为,在此背景下,医改进行纠偏、甚至转向的可能性都存在。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卫生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制定新的医改方案,但何时出台,还没有时间表。
“医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解放前我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民心,首先是通过土地革命。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医疗卫生对公民基本健康的保障,就是第二次革命。”(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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