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天前，1岁5个月男孩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的一系列波折。在此期间，男孩父亲因对医生的一些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同时复印孩子病历、检验结果等咨询院外专家。对于这样的要求，医院表示已经超越了“医疗常规”，因而很难接收。(《广州日报》11月1日报道)

　　前几年，曾有媒体报道，主刀医生手术中接电话并离开手术室，导致术后患者面神经瘫痪，患者以医疗事故为由，向医院索赔。但是医院紧抓“患者不是用自己的身份证住院”这个情节，否认与其存在医患关系。而患者当庭播放了自己在医院拍摄的录像，内容为医院护士承认患者曾在此住院、主刀医生承认在手术过程中接听电话。从此，一个“带着摄像机去住院”的奇闻诞生了。

　　也许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极端的例子拿出来说事，但是医患关系紧张，又确实是诚信缺失的社会大环境下“一个巴掌拍不响”所导致;也许我们不该把专业性很强的医疗过程，仅仅以外行的感觉来进行是非推理，但是医疗过程中太多常识性的暇疵，又确实没法让患者百分之百地相信医方。前几天，笔者陪家属去医院看病，在取化验结果时，本该打印5张化验单，却只给了2张。因为患者和家属不懂，也没有追问，直到再次复查时，上次漏掉的化验单又给补上了，可这时再补已经没有用了。再看上述广东这一起，出现两次较大的医疗暇疵，才让患者家属对医院的不信任陡然升高，从而提出了“句句录音”的要求。出现这样的结果，院方的责任显然更大。

　　为了追求收入，对病人过度诊疗，而不是因病施治。发生在哈尔滨的一起“66天住院花费500多万元、输液每天以吨计”的奇闻，为这种现象做出了生动注脚。此外，一些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缺乏对病人的起码责任心等，已成为医患矛盾的主要导火索。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尽管以录音、录像保留证据的事越来越多，但是这样的维权方式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自己，却依然是个很大的未知数。

　　其实，只要不是在医疗责任心方面太离谱，患者及家属谁也不愿意这样做，问题是谁来做这个“是否离谱”的裁判员。当前，专家不愿介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鉴定往往一拖就是几年;卫生部门担任鉴定，又有“老子鉴定儿子”之嫌，无法得到人们的信任;现行的法院诉讼审理，因为法官不懂医，也要借助于医疗专家出具的报告，时间长不说，也很容易出现误读现象。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中立、权威的医事鉴定机构，或建立专门的医事法庭，促进医疗纠纷更公正合理地解决，同时形成对医疗机构责任行为的约束力。有了这样的外部条件，医患之间的信任才能更快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