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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系列医患之间的恶性事件再次将医患矛盾推向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 医生怒斥病人无赖，患者挥刀砍向医生，围观的网民开骂医德沦丧，医生委屈且噤若寒蝉，卫生部声明谴责凶手，公检法司紧随查案抓人，一时间纷纷扰扰，闹闹哄哄，让人眼花缭乱。 其实，医患关系的紧张本不是当今转型期中国的专利，早在两千年之前，神医华佗就因为提出要用“开颅术”给曹操根治头痛而被杀，已然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医患矛盾惨剧。 “历史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华佗之死，并非死于医术不精，也非死于医德沦丧，而是死于医患关系中无法调和的矛盾。 从本质上来说，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生与患者在知识和信息上所掌握的资源极不对等，因此，时常会产生矛盾和误解，并且这些误解又因为知识和技术的壁垒，难以由两者通过自主沟通消除。这在实践中就逐步会形成患者对医生尤其是名医的单方依赖和被迫信任关系。 但是，在任何时代医疗技术都不是万能的，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的鸿沟似乎难以填平。因此，再好的医生施治时也蕴涵着技术手段的局限和不确定性的风险。 而一旦这种局限和风险凸现，医患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就会迅速加剧，最终幻化成尖锐的矛盾。面对矛盾如果没有有效的沟通和解决机制，两者之间必然会酿成悲剧，或者不欢而散，或者攻击相伤。 如果遇到了华佗这样的神医，还是幸运的。如果不幸面对的是无良医者，患者的确没有与专业医生对抗和举证的能力。因此，必须要有第三方作为客观高效的纠纷协调和仲裁解决者才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一矛盾激化所带来的恶果。 在这一点上，国外便是通过设立伦理委员会未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设有伦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负责倾听医生、病人和家属的意见，并提供建议。委员会成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律师等。 伦理委员会的构成复杂性就像美国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团，只是陪审团判而不审，伦理委员会协调而不判定。这一组织成立之后，美国医院的医患纠纷大为减少。 古语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拨开纷繁的表象迷雾，抓住医患矛盾的根本所在加以对症施治，才能纲举目张，药到病除。因此，通过协调制度构建和机制设立来减少医患矛盾的激化，才能不断推进医患和谐发展，最终维护民众的健康而有尊严的生活。 《科学时报》 (2011-10-21 B1 科学与健康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