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研究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林号兵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对于这一个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不存在较大争议，但笔者认为，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数探讨仅限于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框架内。
一、刑事责任能力概述
责任能力的观念产生于旧派自由意志说。后又有新派对之进行修正。对于责任能力本质的理解，是以对责任的理解为前提的。按照旧派即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以自由意志为根据，认为人有从善去恶的自由意思，如果违反这一意思，施行违法行为，则其行为应受道义的评判，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然而自由意思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辨别其行为价值的能力，只有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能产生责任问题，此种能力即责任能力。而按照新派即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则以危害能力作为根据，将责任能力解释为能够适应刑罚并足以达到防卫社会目的的主观能力，或称之为刑罚能力。按照这种主张，“责任能力已非构成责任之要素，而认为法律因犯人种类之不同，常就不同犯人之心理能力，个别决定防卫社会之方法。因此，对于有责任能力之人科以刑罚；对于无责任能力之人则施以保安处分。方式虽异，而其负责则无二致，所谓责任能力者，不过决定犯人负责方式之标准而已。（1）该主张扩大了刑事责任的观念，认为无论行为人年幼或精神障碍。对于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均负有责任。
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实质含义
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根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主体要件范畴之内，可以说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无犯罪，没有犯罪则根本无法谈及刑事责任。所以，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不适用于我国。那么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适用于我国的刑法体系吗？我国刑法学者普遍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从而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2）而且将刑事责任能力归结到犯罪主体范畴内。同时将犯罪主体作为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一个方面。只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可以发现，当在其他要件均充足的情况下，会有这样一种思路：
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刑事责任
很明显，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的下位概念．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否一种行为能力？我国刑法学者一般持否定观点。如有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研究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林号兵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对于这一个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不存在较大争议，但笔者认为，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数探讨仅限于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框架内。
一、刑事责任能力概述
责任能力的观念产生于旧派自由意志说。后又有新派对之进行修正。对于责任能力本质的理解，是以对责任的理解为前提的。按照旧派即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以自由意志为根据，认为人有从善去恶的自由意思，如果违反这一意思，施行违法行为，则其行为应受道义的评判，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然而自由意思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辨别其行为价值的能力，只有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能产生责任问题，此种能力即责任能力。而按照新派即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则以危害能力作为根据，将责任能力解释为能够适应刑罚并足以达到防卫社会目的的主观能力，或称之为刑罚能力。按照这种主张，“责任能力已非构成责任之要素，而认为法律因犯人种类之不同，常就不同犯人之心理能力，个别决定防卫社会之方法。因此，对于有责任能力之人科以刑罚；对于无责任能力之人则施以保安处分。方式虽异，而其负责则无二致，所谓责任能力者，不过决定犯人负责方式之标准而已。（1）该主张扩大了刑事责任的观念，认为无论行为人年幼或精神障碍。对于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均负有责任。
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实质含义
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根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主体要件范畴之内，可以说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无犯罪，没有犯罪则根本无法谈及刑事责任。所以，社会责任论者的主张不适用于我国。那么道义责任论者的主张适用于我国的刑法体系吗？我国刑法学者普遍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和社会政治意义，并能够控制自己行为，从而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2）而且将刑事责任能力归结到犯罪主体范畴内。同时将犯罪主体作为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一个方面。只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可以发现，当在其他要件均充足的情况下，会有这样一种思路：
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刑事责任
很明显，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的下位概念．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否一种行为能力？我国刑法学者一般持否定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为能力是指与人的年龄、精神状态及意思支配无关的身体活动能力。有能力支配其身体活动的人，不限于应对其行为负责任的人，即存在虽然具有行为能力。但不具有责任能力的情形。”（3）如果按照这种看法，疑问便产生了。在确定犯罪之前怎么会有“刑事责任”能力？更进一步讲．即使在犯罪被确定的同时也不会产生“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如果按照刑事责任能力不是一种行为能力的观点，正确的思路应该是：
犯罪→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
陈兴良教授认为：“否定的观点是对行为能力的错误理解所致。”（4）并进而指出：“行为能力并非动作能力，而是法律设定的参与某种法律关系的资格。”（5）针对将刑法中的行为能力理解为与人的年龄、精神状态和意思支配无关的身体活动能力的观点，他指出：“这种观点虽然将行为能力的范围缩小为与意思支配无关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在民法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行为能力人。何以这种人在刑法中反而成为有行为能力人，其间的转换根据不得而知。”（6）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刑事责任能力作为一种犯罪能力就是刑法上的行为能力。按这种看法的思路应是：
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刑事责任
将刑事责任能力解释为刑法上的行为能力是否恰当，仅从字面意义上讲就十分令人怀疑。看来只能将这种情况理解为我们常说的“历史上的习惯用法”，大家都明白在实质上是什么意思。但对于“刑事责任能力”。大家都真的明白它在实质上是什么意思吗？
三、责任能力是归责的要素
责任能力是归责的要素还是归责的前提。在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前苏联刑法学者特拉伊宁认为：“没有责任能力，刑事责任问题本身就不会发生，因而犯罪构成问题本身也就不会发生，正因为如此，所以责任能力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因素，也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责任能力是刑事责任的必要的主观条件，是刑事责任的主观前提。”（7）日本学者大谷实也认为：“责任能力应该解释为是成为针对每个行为决议的非难可能性的前提的一般人格能力，是对每个行为加以非难可能性判断之前就存在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责任前提说是正确的。”（8）但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作为责任能力之基础的生物学的状态对某个行为人来说，常常并非一定的。实际上也存在着对某种刺激表示出异常性反应，从而实施暴行、伤害等歇斯底里患者。应该否定这种人由于该刺激而实施的行为的责任能力。但是，对于其他的犯罪，则并非不能肯定其责任能力。而且，刑法中的责任判断，是针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具体行为、以对实施该具体行为的行为人进行人格非难为内容的。所以，视为责任的要素是妥当的。”（9）
笔者认为，今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体系内，应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要素。原因如下：
（一）“责任能力在程度上有无限的差别，这种差别影响对行为的可能性的强弱。”（10）相同程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针对具有不同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可能被判为有罪，有的可能无罪。（二）责任能力“总是与具体行为联系在一起。脱离具体行为的责任能力是不存在的。既然我们要认定的是能否就具体行为谴责行为人，那么，我们就只能追问行为人是否具有能够决定、选择该具体行为的能力。”（11）责任能力的内容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里辨认和控制的对象是我们对其进行考察的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没有实行行为。何以谈及辨认和控制？辨认和控制怎能先于实行行为而存在；况且，没有辨认和控制的参与，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行为。对于行为和动作我们应进行正确的区分。（三）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前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代表实施时不具有。同样，实施危害行为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代表实施时具有。（四）在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内只能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要素。如果将责任能力作为归责的前提。那么，必然要突破我国现在的平面式一元论犯罪构成。在这种犯罪构成之下，“难道存在一种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吗？”（12）
四、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类
责任能力依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程度的不同，一般分为三类。
（一）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三）无刑事责任能力。
也可以分为四类：
（一）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四）无刑事责任能力。
笔者赞同第二种分类方法，因为“限制责任能力与部分责任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本来就是偏执狂提出来的，它是指行为人对一部分犯罪具有责任能力，而对另一部分犯罪没有责任能力的情况。”（13）而且，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所体现的划分方法属于后者。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完全属于针对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所做的规定。但《刑法》针对偏执狂没有进行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五、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事由的探析
（一）年龄。
根据相关论著的归纳，各国刑法对年龄的划分有以下几种:
1、两分制。
（1）绝对无责任年龄或相对无责任年龄。
（2）全负责任年龄。
2、三分制。
（l）绝对无责任年龄。
（2）相对无责任年龄或减轻责任年龄。
（3）全负责任年龄。
3、四分制。
（1）绝对无责任年龄。
（2）相对无责任年龄。
（3）减轻责任年龄。
（4）全负责任年龄。
笔者对四分制的划分方法表示怀疑。举例说明：某采四分制国家刑法规定：未满7岁的绝对无责任；已满7岁未满15岁的相对无责任；已满15岁未满18岁的减轻责任；18岁以上的全负责任。且又规定处于相对无责任阶段的人对故意杀人的行为负刑事责任。现该国有分别为14岁与16岁的二人犯故意杀人罪，依照该国刑法的规定，可以肯定14岁的犯罪人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要比16岁的重。因为针对已满7岁未满15岁的人仅规定其应对故意杀人负刑事责任。如果说基于类推原则，在司法过程中必然会减轻这年龄阶段的人的刑事责任。那么，三分制与四分制之间的差异何在？笔者认为，所谓的四分制根本没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三分制，四分制的不同仅在于其将相对无责任年龄与减轻责任年龄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考虑。但二者根本不处于同一层面之上。相对无责任年龄、绝对无责任年龄和全负责任年龄所解决的是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而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则是在负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对刑事责任的量起作用。同理，三分制中采用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方法在理论上也存在同样的疑问，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其较四分制容易让人接受。
（二）精神障碍．
就各国的立法而言，精神障碍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能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所采纳的判别标准有很大不同。大体有三种标准：
l、生物学标准。
依据此标准的立法，单纯的以生物学为出发点，标明影响责任能力的生理原因。如日本《刑法》第39条第1项规定心神耗弱之行为减轻其刑。
2．心理学标准。
依据此标准的立法，单纯以心理学为出发点，标明影响责任能力的心理原因。如德国刑法规定行为时欠缺是非辨别力或常态的意思决定力者不负刑事责任。
3．混合式标准。
此标准兼采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观点，首先确定影响责任能力的生理原因，再标明由此原因所导致的影响责任能力的心理状态。如德国1969年《刑法》第20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由于病理的精神错乱，深度的意识错乱，精神耗弱或其他严重的精神反常，致不能识别其行为之违法，或不能依其识别而为行为者其行为无责任。”第21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由于第20条所列各原因其识别行为违法，或依其识别而为行为之能力，显著减弱者。得依第49条第1项减轻其刑。”
上述前两种标准“在责任能力判断上结果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生物学标准判断较为宽泛，只要行为人有精神疾患，即判定为无责任能力者。而精神疾患本身是十分复杂的，难以成为责任能力判断的唯一标准。尤其是责任能力的根据是行为人的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责任能力的判断也应该统一到对于行为人的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判断上来。心理学标准又称为法学标准，但心理状态的判断，自然不能完全离开生物学根据。”（14）混合标准兼具心理学标准和生物学标准各自的长处，又避免了它们的不足，立论明确，而且便于适用，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纳。
针对精神障碍，我国《刑法》第18条一共规定了三种主体：精神病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三种主体都落脚于精神病人。难道只有精神病人才能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我国刑法针对精神障碍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使得将许多作为归责要素的内容置于量刑阶段去考量，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议我国采纳混合标准。
（三）生理醉酒。
生理醉酒指“由于饮酒过量，超过饮酒者正常的承受能力，导致饮酒者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丧失或减弱的状态”（15）各国刑事立法针对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有四种立法例：
1、按常罪处理。
2、只追究故意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3、只追究故意或过失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4、加重对醉酒人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采取了第一种立法例，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一规定过于笼统，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扩大处罚范围，使本不该负刑事责任的人负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对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实施的危害行为进行处罚，应该以按常罪处理为原则，同时承认存在例外。这种例外应该以使行为人处于醉酒状态的特殊原因为前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因醉酒而处于完全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状态的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即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我们基于何种理由对之进行处罚。因为在行为时行为人完全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这种行为人进行处罚违背了“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但是，如果不对之进行处罚，显然不利于打击酗酒滋事、借酒撒疯的犯罪行为。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在论证这个问题即原因上的自由行为的可归责性上。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主张，每种主张的内容在这里不作列举。笔者同意责任原则修正说，因为“之所以确立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是为了防止客观犯罪，从而坚持责任主义立场。但原则必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是合理的，就应当承认这种例外。因此，我认为与其对实行行为作牵强的扩大解释，不如迳行承认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更何况，在原因上的自由行为的情况下，虽然行为是没有意思决定，即内在意思决定与外在身体举止发生脱节，但这种脱节只是时间上的错位，而非绝对分离。”（16）
【注释】
（1）韩忠谟：《刑法原理》第182页。
（2）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44页。
（3）同上，第244页。
（4）陈兴良：《刑事责任能力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5）同上。
（6）同上。
（7）特拉伊宁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页。
（8）〔日〕藤木英雄、板仓宏编：《刑法的争点》，1987版，第60页。
（9）转引自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10）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01页。
（11）同（9）。
（12）同（4）。
（13）同（10）第205页。
（14）同（4）。
（15）王晨著：《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第283页。
（16）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