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杨东透露,自今年4月9日全国公安机关“打拐”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10月28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各类拐卖案件4420起,打掉犯罪团伙982个,刑事拘留6214人,抓获在逃人员1358人。解救被拐卖儿童2169人、妇女3851人。利用DNA数据比对确认298名被拐卖人员身份。公安部打拐办近期还公布了首批60名已被解救但尚未联系到家人的被拐儿童名单。

　　杨东指出,目前全国一共有262个打拐DNA数据库,各省都有,都是全国联网的。

　　杨东还说,以前人民群众反映孩子失踪了以后,到公安机关报案,有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往往要等到24小时以后才会受理,而儿童失踪最初的几个小时是查找解救的黄金时期,为有针对性的抓住这个时机进行查找,这次打拐行动开始的时候,公安部打拐办规定凡是接报儿童失踪和被拐的案件,立即要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人贩子多道转手

　　在这场全国性打拐行动中,公安部督办的贵阳“5·26”系列特大拐卖儿童案更是引人关注。截至目前,贵阳警方已解救了14名被拐儿童,其中已有部分儿童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侦办贵阳“5·26”系列特大拐卖儿童案的民警分析,云南、贵州、四川是最大的儿童“拐出地”,而福建、山东、河北是最大的儿童“拐入地”。

　　贵州大方县是拐骗儿童的重要中转站,第一道人贩子拐骗来儿童,以每个男童8000元至1.5万元的价格卖给大方县的第二道人贩子。

　　第二道人贩子再以每个男童3万至4万元的价格卖给从山东、河北、福建来的人贩子。

　　第三道人贩子再将转手买来的儿童带到山东、河北、福建等地贩卖。

　　3儿同时被拐走

　　10月29日,贵阳市儿童村内。

　　王帮银抱着一个身穿红衣的小男孩不停地喊着他的乳名“小红”。可小男孩却被眼前这个陌生男人的奇怪举动吓哭了。儿子的不理睬让王帮银更难受了。被人贩子拐走时,“小红”才8个多月,如今已经3岁了。而且,在儿童村,他有了新的名字:“华国抗”。华国抗是日前公安部公布的60名获救但未查明身份的被拐儿童中的第39号。信息公布后,通过DNA比对,华国抗第一个与父亲相认。截至11月4日,已有3名儿童找到了家人。

　　今年51岁的王帮银原本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的一个小山村里。22岁时,他结过一次婚,可不久,妻子就病逝了。此后的他,一直孤身生活了20多年。

　　2005年,在福建做伐木工的王帮银被家人叫回老家,经人介绍,有了第二次婚姻。妻子嫁过来时,还带来两个男孩。婚后,王帮银没有外出打工,靠种玉米、蔬菜、花生等养活突然增多的一大家子人。一年多以后,儿子小红出生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儿子要跟姑父姓,所以,他给儿子取名“秦永红”(即华国抗)。

　　老来得子的王帮银,顿时觉得生活有了希望。为了给儿子挣奶粉钱,华国抗满月后,年近半百的老王带着一家五口人来到贵阳,蜗居在贵阳市小河区一间不到10平米的屋子里。妻子在家照看3个孩子,王帮银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每个月工资多则四百多元,少则二三百,基本够维持日常开销。

　　生活趋于稳定后,王帮银合计着照一张全家福。可还没来得及照呢,儿子却丢了。

　　那是2007年10月的一天,王帮银在工地上干活,妻子又正好去提水。15岁的继子背着8个多月大的华国抗,拉着6岁的弟弟在距离家门口100米左右的路口玩耍。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路边一个清洁工告诉他的:“3个娃娃被人强行抱上摩托车跑了,等发现后再追,已经不见了。”

　　王帮银事后回忆起来,人贩子事先来踩过点,“她说我的娃娃长得好可爱,还给了两块钱和一棵白菜。”等到两个大人都不在身边的时候,就下手了。

　　妻子听见喊声后,狂追了300多米。王帮银接到房东的电话后,坐公交车赶回家里。一见3个儿子不见了,整个人都瘫了。“当时,我想去找儿子,可腿脚怎么也不听使唤,重得抬不起来。”王帮银和妻子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

　　朋友帮着报了警。王帮银的四弟等亲戚闻讯从遵义赶来,他们跑遍了贵阳所有的车站,甚至去了郊区龙洞堡,还贴了14张寻人启事,花了7000多元,但都没有音信。一个月后,公安局找到了王帮银的大儿子。原来,被拐走的当晚,患有尿结石的大儿子被人贩子扔在了龙洞堡的马路边上。孩子回来后说,他看见他们给两个弟弟买了新毛衣和新皮鞋。

　　之后,一切都陷入了沉寂。王帮银整天吃不下饭,没心思干活。每次在大街上或者在上班的公交车上,看见有人抱着娃娃,他就忍不住哭。再后来,王帮银干脆将儿子穿过的衣服,用过的奶瓶等都扔了,怕“看见了难受”。

　　转手5次落地价3.8万

　　在贵阳,像王帮银这样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家庭不止一个。从2007年至今,仅贵阳市南明区,就发生拐卖儿童案17起。贵阳警方在调查南明区二戈寨4岁男童崔勇失踪案时发现了重要线索,最终揪出了一个有组织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这起被公安部督办的“5·26”系列特大拐卖儿童案至今已抓获37名犯罪嫌疑人,解救了14名被拐儿童。这其中,便包括王帮银的儿子华国抗。

　　警方调查发现,贵州省大方县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今年6月下旬,贵阳警方抓获在贵州境内的“一拐”和“二拐”,讯问出被拐儿童的数量和去向,发现有20余名儿童被拐卖到河北、山东和福建。7月12日,打拐专案组便兵分两路,一路北上赴河北、山东,一路南下福建解救被拐儿童。

　　“除了语言不通、地域不熟悉等因素外,最大的困难在于被拐儿童在当地倒卖的次数太多了,少则转手二三次,多则五六次,最多的被转手7次。”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前大队长徐俊说。

　　警方调查发现,男童在当地有个庞大的需求市场。“据我了解,云南、贵州、四川是最大的儿童拐出地,而福建、山东、河北等是最大的儿童拐入地。”徐俊说,“因为长期受‘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没有男孩的想收养一个,有男孩的还想多要一个。比如,一桌人吃饭,没有男孩的人会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警方抓获的疑犯中,50多岁以上者居多,年龄最大的80岁。“有些疑犯甚至不认为这是犯法的事情,还觉得是做了个好事,给小孩找了个好人家。”[page]

　　被拐入福建的儿童,在当地被倒卖时,每个环节都有少则几百、多则一两千元的加价。最终到落地家庭时,价格已经相当不菲,“少则三四万元,多则七八万”。华国抗是专案组在福建解救的第一个儿童。民警解救他时,他已经被拐卖了5次,最终落地的价格是3.8万元。

　　应制裁“买人者”

　　截至目前,贵阳警方抓获“5·26”系列拐卖儿童案的疑犯中,已有13人被刑拘。但是,对收买孩子的家庭却没有采取措施,只是进行了相应的法律宣传。

　　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同时,《刑法》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来居住地,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收买孩子的家庭没有虐待孩子,而且又比较配合,一般都不予以制裁。”徐俊说,“这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据我了解,国内目前好像没有一例制裁买方的。”

　　对此,专家指出,既要打击拐卖儿童者,也应制裁买人的一方,同时应加强“拐入地”的户籍管理。

　　徐俊说:“这家平白多出一个小孩,为什么没人过问呢?而且,有些被拐儿童通常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顺利落户成为合法人口。”

　　“如果有人过问,并且基层派出所对小孩的身份进行盘查,拐卖来的孩子其实就可以更早地落实身份。同时,通过对人口管理,控制拐入地市场,一旦发现可疑儿童,便提取DNA样本,也能让更多的孩子早日回家。”

　　盗抢售一条龙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悉,在广东东莞、云南昆明等地方,已经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介绍:“我可以抓你就去抓,但如果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在个别地区,一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卖几千元钱,人贩子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这些年拐卖儿童数是成倍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有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