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呼吸的村庄：因银矿29人矽肺8人死亡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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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阳某高校大三学生。暑假了，同学们都去实习，他却选择守在父亲身边。“怕爸爸病情恶化。”他低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去隔壁探望了三叔和五叔。三家状况类似，四五十岁的男人围着痰盂，挂着塑料管，吊着氧气瓶。
“要不是想到妻儿，我早就自杀了，不用生不如死。”隔壁老五黄治余架着氧气瓶吃饭，没吃几口，又放下了。他每隔几秒钟，都要低头对着痰盂咳嗽。妻子默默站在一边，丈夫咳不出来时，她就帮忙拍拍后背。
“我就是等死，病死的话，矿上应该有几万块的丧葬费，要是自杀，怕连安葬费都没有。”他脸咳得通红。死亡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我现在生不如死。”他死死地盯着前方，表情僵硬而麻木。
“要不是我得病，孩子不会都要去打工。”提到孩子时，他脸部开始抽搐，眼眶通红，随手抓起毛巾抹泪。他的三个女儿都是初中毕业，两个外出打工，大女儿争取到了矿上上班。妻子常年找建筑工地干活养家。
网名：“连呼吸都那么虚伪”
“直到六叔去世，我才真正意识到，爸爸和叔叔们都随时有可能离开。”黄朝仕说，此后的6年里，黄家人都笼罩在矽肺病的死亡阴影里，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银洞村很偏僻。1990年，村里共107户人家，435人，耕地面积220亩，村民们零散地沿河居住。十余年后，村里的人家越来越少。进村的路上还能看见小洋楼，越靠近银矿的地方，土屋越多。
据官方统计，该村目前确诊得矽肺病的有29人，十余年间，已有8名村民因此死亡。据乡里一位陈姓“土律师”统计，加上没有确诊的，银洞村患矽肺病的村民可能近百人。
因为得病的都是壮年男劳力，在丈夫得病或去世后，不少妇女就带着孩子改嫁外地。如今，村里只剩下70余户，和邻村合并成一个新的银洞村。
2005年，黄朝仕高一放暑假时，刚满40岁的六叔黄治和去世。那时，六叔的矽肺病已经到三期半，拍片子时肺部都是窟窿。当时他被家人带到了银矿卫生所，快死的时候，神志很清醒，眼睛直直瞪着，因浮肿涨得发紫的脸，跟骨瘦如柴的四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口里的痰咳不出来，无法呼吸，最后活活被憋死。
黄朝仕说，村里接连有人去世，他也记不清六叔是村里第几个因矽肺病去世的人：姚康，2001年去世，老婆带着一儿一女改嫁，家里还有老父老母;姚国学，2001年去世;韩明宝，2003年去世，老婆带着一儿一女改嫁邻省;刘英怀，2003年去世，老婆带着儿子改嫁;杨大明，2004年去世;郭祥江，2004年去世，老婆带着儿子改嫁……
“直到六叔去世，我才真正意识到，爸爸和叔叔们都随时有可能离开。”他说。此后的6年里，黄家人都笼罩在矽肺病的死亡阴影里，几个男劳力都得了这个病，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是谁。
当年开矿时，村里的男劳力，只要能干活的，基本上都下井了。十余年间，村里先后有百余人到矿井工作。现在只要谁家男人一咳嗽，家里的人都会紧张。渐渐的，村里的人串门，都已习惯了听见剧烈咳嗽，看见氧气瓶、痰盂、塑料管。
黄朝仕的电子邮箱昵称，也改成了“连呼吸都那么虚伪”。
命运：被银矿改变
1992年，进矿打工的樊和安月均工资有200余元，成了当地较早的一批致富户。2002年被确诊为矽肺病后，他找到矿上想换个轻松的活，结果“矿上当时就把我开除了”，家里一下子陷入困窘。
“守着金矿银矿，没想到却把自个都逼得没活路了。”43岁的村民樊和安叹息着。他家以前住在湖北银矿原址，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讲，解放前，后山曾有人挖过金矿，里面肯定还埋着金银。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装备神秘的工作队进驻后山勘探，不久，就听说里面勘探出了金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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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朝仕说，开矿前，他家里还有七八亩地，父母说，那时一年能产两千斤稻子和七八千斤玉米，后来部分被征用，部分被尾砂矿埋掉。他印象最深的，是5岁那年，一堆堆的白色灰渣冲到田里，他和哥哥趴在灰堆上玩。
1987年，湖北银矿开工，他家从那里搬到银矿后面的山上。1989年，他进入银矿下井工作，成为签合同的正式员工。当年，他21岁，负责地质采样，这让他感到很光荣。
“当时一季度发一个口罩，花钱都买不到。”樊和安说，工人们在井下作业只穿水鞋、戴安全帽，大家也没意识到矿洞里的粉尘会造成矽肺。
1992年，他的月均工资有200余元，比城里很多人工资都高，日子开始好起来。2001年前后，他月均工资近2000元，家里买了彩电等家具，成了当地较早的一批致富户。
但2002年4月5日，樊和安等7位村民一起到十堰市东风职业病防治所检查，都被确诊为矽肺病。其中最年轻的肖代兵只有25岁。
“没有地种，吃什么啊?”确诊矽肺病的男壮年劳力们不甘心，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他们还想回到矿山去，换个地面的工种，干轻松活儿。但樊和安找到矿上，结果是“矿上当时就把我开除了”。
以前能扛140斤的他，现在90斤都背不起来。樊和安并没有黄家兄弟幸运，矿上也并没给他经济补偿，医药费全部要自己负担，家里一下子陷入困窘。
2009年，大女儿放弃上高中外出打工。“姑娘成绩很好，也想读书。”妻子刘承霞抹着泪说。
现在她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她把儿子送到村外的学校寄读，自己从村外的市场拖菜回来和丈夫去卖，一天赚五六十块钱。
要求：只想得到好点的治疗
查出患了尘肺病后，48岁的石先意找到矿上，希望能“好好治病”，但“矿里只是说让我不要再来上班，也不肯开用工证明”。
“爸爸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希望银矿能用心救治，用好药。”黄朝仕说，他只希望银矿卫生所医疗条件能改善。
2002年，三叔黄治兵将情况反映给乡、县两级政府。经村里与湖北银矿协商，由湖北银矿承担这20多名患者的治疗及生活费用，每名患者每月可领生活费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现在是858元。
黄朝仕说，他们家几位病人，还算运气好的，都拿到了诊断书，村里一些人还在跑职业病鉴定。
据了解，2002年5月1日起，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出具职业病诊断报告，须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资料。
8月11日中午，黄治兵家附近，又来了七八个以前的同事。刘洪应、樊和安、石先意、冯照平等，他们往返于矿和家之间，除来报销医药费，大多是来找单位开用工证明的。
48岁的石先意，1999年开始在矿上工作，今年3月才加入他们的队伍。他因腰伤住进竹山县人民医院，意外查出尘肺病。
该医院开具的病例栏上，写着“尘肺”二字。查出病后，石先意找到矿上，要求“好好治病”。“矿里只是说让我不要再来上班，也不肯开用工证明。”他说，目前为了确诊矽肺病，他去矿上七八次找人开证明，都遭到矿方拒绝，因为他跟矿上没签用工合同。
面对记者，这些重症患者平静得惊人，平静地叙述，甚至露出令人心酸的微笑。采访结束后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几位患者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记者，表达谢意之外，就是问候记者的“安全”。
8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湖北银矿，生锈的铁栅栏半开着，两侧盘踞着两个龇牙咧嘴的石狮子，3个保安模样的人牵着狼狗守在门口。
湖北银矿相关负责人郭守昌解释说，既然国家有职业病这个说法，出现矽肺病就是正常的。
“工人得病后，是绝对不可能被清退的，他们都有生活费。”郭守昌保证说，1990年代，湖北银矿成立后，防护措施逐渐到位，并且采用打湿眼，用多种除尘方法，每年都会定期对所有员工进行体检，现在极少有新增矽肺病患者。
如今的湖北银矿，负责这20多名患者的治疗费用，病情轻的由卫生所治疗，病情严重的转入十堰市人民医院。
“之前管理不完善，有些人在外地做工，得了病也说是银矿的。”郭守昌说，对于离开矿上之后查出矽肺病的患者，公司拿到证据才承担费用。
对于“民工”无劳动合同一事，他解释称：“银矿有400多位正式工，都签有劳动合同， ‘民工’主要是井下施工队，只跟施工队包工头签协议，跟我们没关系。”
对于“民工跟包工头签合同，跟矿方无关”的说法，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良涛解释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4条，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即湖北银矿与个人承包经营者，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出路：父亲病倒哥哥进矿
“我哥哥还在银矿工作，也在井下。”看着喘气的父亲，黄朝仕平静地说。堂兄弟姐妹共10个，黄朝仕是唯一上大学的，其余都是初中毕业，或回到矿上，或南下打工。
8月11日下午，见到银矿有领导出来，黄朝仕和同村的几位矽肺病人，在离湖北银矿铁闸门八九米远的地方张望。没过多久，他又回家守在父亲床边了。
“我哥哥还在银矿工作，也在井下。”看着喘气的父亲和房门上的大红喜字，黄朝仕平静地说。
哥哥黄朝庆，1984年出生，2000年考上竹山县一中。当时父亲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已经很难正常上班。哥哥决定南下打工。此后，父亲身体不时出状况，2006年，黄朝庆回到银洞村。
“家里没地，粮食都要买，我也要上学。”黄朝仕说，哥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人只得反复找银矿领导协商，希望能安排他进矿，做地面工作。
2007年，黄朝庆成了矿上的正式工，2009年开始下井工作。黄朝庆说：“我跟爸爸他们不一样，不打炮眼，只推绞车，灰尘少。”
今年初，黄朝庆结了婚，妻子前不久怀了孕，他一个月两三千块的工资，对这个家庭更重要了。
2008年，黄朝仕考入襄阳一所三本学校，第一年学杂费1.3万多元。堂兄弟姐妹共10个，他是唯一上大学的。其余都是初中毕业，或回到矿上，或南下打工。三叔家的堂哥考上大专，却弃学打工，今年都29岁了，因为家穷、负担重，至今没讨上媳妇。
暑假，黄朝仕并没有出去实习，守着父亲。下学期他就大四了，因为成绩很好，同学们都劝他考研。“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好好学习，赶紧毕业，还完贷款，照顾爸爸，哥哥也就不用再下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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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号晚上，兄弟俩先后跟记者说了同样的话：“希望早点带着父母搬离这儿，这是害爸爸和叔叔得病的地方。”
（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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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法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