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发表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的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国家税务总局官员对此不以为然，表示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更有税务专家表示，排行榜的娱乐性强于科学性，言外之意，根本不足信。

　　这样的回应，似曾相识。早在2005年7月，以“税负痛苦指数”衡量，美国一家杂志认为中国的税负仅次于法国，居全球第二。2006年底，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公布的调查称，中国的纳税成本居世界第八，计入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员工税”后的“总税率”高达7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尽管客气一点，但也认为，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略低于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偏高。

　　对于这种说法，民众、舆论普遍表示认可。至于政府官员及税务专家，在对内谈论经济、财政形势的时候，经常以税收快速增长、财政收入规模扩大为荣，但现在却似乎以此为耻，列举统计数字，再三辩驳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官方的说法是，我国去年宏观税负为18％，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显然不大可信。由于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税收之外的收费问题十分普遍。有专家估计，过去的税费比例一度高达1：1，而经过治理乱收费之后，目前的税费比例仍然达1∶0.6.以江苏为例，2005年非税收入总量为1107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如果计入这些政府收入，有专家称，中国的宏观税负将达到31％。这样的比例可是直追发达国家了。

　　当然，换个角度看，这样争论没有多大意义。公共领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科学的问题、统计数字的问题，而是要主观认知的问题、意见的问题、想象的问题。在社会领域，民众的主观感觉才是最主要的客观事实。因此，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看似准确的数字，其实并不像官员、专家们想象的那样重要。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感觉自己的税负沉重，那么，该国的税负就是沉重的，不论专家们计算出来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多低，而一个明智的政府，都必然会面对民众的这种感觉采取对策。

　　中国的宏观税负究竟重不重？这是一个意见的问题，境外媒体与机构依据数字说话，与政府官员及专家用数字反驳，均属文不对题。不过，如果去问民众，究竟谁的说法更可信，恐怕民众更倾向于税负痛苦指数，因为种种不合理的税制安排及财政制度，都促使民众形成税负过重的感觉。

　　第一，征税的民主程序不够完善。现代税制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征税必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但在中国，纳税人难以参与有关税的立法、决策过程，政府则全盘控制征税权力，此种权力未受到有效的限制、约束，税务部门、行政部门可以随意开征新税、调高税率。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通过对近代英、法两国政府收入的对比研究发现，非经纳税人同意的税，哪怕税率不高，也会让民众感觉负担沉重，不愿纳税，而英国的实际税率虽然很高，但因为经由议会同意，民众感觉反而并不沉重。

　　第二，由于财政预算决策程序不够民主，民众的税收支付与福利收益不对称。针对《福布斯》排行榜，有专家以北欧的例子说明，一个国家，即使税负较重，但只要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纳税人的税收满意度依然会较高。问题就是，在中国，民众却普遍认为，政府未能满足自己的福利需求，或者没有提供与自身纳税支付相称的福利供应。事实上，中国的财政一直带有强烈的生产、投资倾向，投入公共服务、公共品供应领域的资源却始终严重短缺。再加上有限资源的配置又极不公平，普通民众的福利收益较少，其税负痛苦感觉当然较为强烈。

　　第三，税制灵活性太多，导致税收负担在民众间的分布不均。中国税制的一大特点是名义税率较高，但设置众多减免税项目。税务官员称，这些减免税政策规定会使宏观税负理论上降低10％左右。但是，这些减免税却严重损害了税负的公平性，因为，能够获得减免税的通常是政府照顾的企业和个人，至于那些未获减免优惠的企业和个人，却必须承受较高的名义税率。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必然会放大普通企业与民众的税负痛苦感。

　　第四，近年来税收收入增速连续10年高于GDP增速和个人收入增速，纵向地看，中国人的宏观税负加重了。

　　对于税务机关、对于政府来说，纠缠宏观税负数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面对民众的感觉，采取措施，对税制、对财政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把民主程序嵌入政府收支的全过程，这是增加民众税负满意度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