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物业税能调得动房屋价格吗?真的不一定。

　　我记得在小时候(当然现在也是)，当众放屁被认为是一种很可耻的行为，所以如果是大家在一起，有人偷偷放了屁，大家就一定要把他找出来，然后当面羞辱他。这种情况和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有点像。

　　大家—包括政策当局—都在找那个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的人是谁，比如推出物业税好像是大家能公认的一个找出那个“坏蛋”的好办法，让“坏蛋”们更多地缴税，大家就会很高兴。所以对于物业税，媒体的整体倾向是“快!快!快收那些坏蛋的物业税”。如果火星人也能看懂地球的报纸，他们肯定会把中国单列出来，因为中国人看起来可能是唯一一个喜欢向政府缴税的那群人。

　　征收物业税会对房地产价格有影响么?

　　说到这，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前同事，王轶—因为他是个千万富翁，所以用化名吧—王轶在我们几个熟人中，最出众的一个本事是能在200米距离开外分辨出一辆暗红色的旧车是夏利还是富康，这个本事是在北京出租车价格还不统一的情况下练出来的，那时候夏利要比富康每公里便宜4毛钱。王轶虽然资产上千万，但是他很在意能不能享受到这种差价。在北京出租车价格都上升到2块每公里的时候，王轶曾经停止过一阵坐出租的行为，开始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但是这种改变只持续了半个月，王轶就又开始打车，一是因为他的出行习惯，此外他又负担得起，所以他容忍了出租车的涨价，而且在后来也没有因为出租车的价格感到什么不适。我推算，大概税收对刚性购买行为的影响等同于这种出租车涨价对打车频率的影响。

　　当然有人会说，消费行为不能等同于税收，那我们来看看罗伯特·弗兰克做的税收与行为方面的调查。当然弗兰克的初始目的并非于此，而是想证明涓滴效应的不合理性，因此反对给富人减税—所谓的涓滴效应在个人财富上的应用就是富人不会只使自己变富，因为富人要消费，在变富的过程中要雇佣更多穷人就业，所以在富人变富过程中会让穷人也收益不小—在小布什时代，为了推动消费，政府采取对富人减轻边际税率的政策。但是弗兰克发现，小布什时代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率，其平均值比1980年代还要低，而1%的富人年收入却增加了4倍，那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们收入上升了10倍。

　　涓滴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虽然美国当时的贫富分化在加大，但是如果对富人予以重税，那么这会让人“按照利益动机做事”，比如，富人因为重税会变得懈怠，公司的CEO们也会因此缺乏冒险精神，而难以为股东赚回更高的利润，经济发展也将更加停滞。

　　但是，弗兰克找到的数据的统计却与涓滴论者的看法不相符，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和丹尼·洛德瑞克利用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对65个工业化国家的采样数据，发现在国民收入集中于5%至20%最高收入群体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较低。如果该地区基尼系数更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享受了更大部分经济发展成果，那么经济增长率反而较高。

　　对于边际税率，弗兰克还举出了范例，那就是日本—日本经济几乎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反例仓库，如果你想否认任何一个流行的看法，日本几乎都能找到反例—据统计，日本的高管收入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而且边际税率也比美国要高得多，但是没有证据发现，日本公司高管工作时间减少而且表现懈怠。

　　其实这些例子和弗兰克想证明的目标也许并不完全相符，这些例子都证明了人很容易适应一种税率，而税收并不能改变人的刚性需求，而顶多可以让人的刚性需求暂时受到扰动，当然过于不合理的税率，得到的结果也不是需求的改变而是革命。

　　如果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的话，那么征收住房保有税恐怕对住房的价格也不会有绝对的影响力。

　　如何征收是个问题

　　在征信系统不完备的情况下，不管怎么制定房屋保有类税，对于这种税的征收都将是非常麻烦的事。如果为避免这种麻烦，税收当局把保有税推迟到需要缴纳保有税的房屋进入流通的时候再收取，那这个办法就有点像《成长的烦恼》里的一个情节，波纳在男厕所墙上写“××小妞，我爱你”，大家问他写这个干嘛，他说那是为了让那个小妞知道他的心情。但是，小妞什么时候会知道呢?“她上厕所的时候就会知道了。”那既然要等到流动的时候才缴纳的税，和交易税又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房地产调控在此前做的征收营业税一样，卖方会把这种缴税的成本转嫁买方，只要买方愿意承受。

　　如果一种税收达不到它希望起到的作用，那么这种税收就可能是一种“坏”的税收，因为整个社会是要为缴税付出社会成本的。比如，我去商场买一块手表，我准备为此花掉50块钱，而在商场发现手表的价格只有30块，我就大喜过望，乐呵呵地买下它，而且兜里还揣着20块的零钱—这个景象真是有点傻啊—不管怎么说，我除了买到表，还得到了20块的“额外收入”。我们把这种收入叫做“消费者剩余”。又比如一种情况，我去的商场是个前店后厂，他们生产出来手表之后就立刻摆在货架上卖，而我对行情不了解，只是按着预算和老板砍价，这样老板就把预计卖30的手表以50的价格卖给了我。老板的兜里就多了20元，这就叫做“生产者剩余”。不管是消费者剩余还是生产者剩余，整个社会的价值为此都多了20元。但是如果要有税收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还是关于这块手表，税收从整个价值中拿走了20，那么这钱我和老板都没得到，也就是说原来有可能为社会增加的20元剩余不见了。

　　当然这不是说低税率一定和经济蓬勃发展线性相关。在工业革命前，世界各国的税率都很低，比如在英国，在1600年至1688年间的政府花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率是2.2%，在1500年到1800年的中国，税收总体的比率占国民总产值的4%至8%，而你知道当代国家的税收占国民总收入的多少?大概40%左右。但是，在工业革命前，如此低的税率并没有让经济快速发展。

　　不过，如果当一项税收既减少了社会价值，又不能很好地完成它的任务，税收当局还要为征收耗掉很多社会成本，那么这个税收就真的不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