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已经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尤其是限购政策，既忽视了房地产投资泡沫对经济稳定和通胀的长期威胁，也忽视了长期的主要矛盾。遗憾的是，最近二三线城市限购箭在弦上，但是并未打算对既有的二套以上或者三套投资性地产进行征税。房地产投资泡沫的来源是利润和财产增值的驱动，和政府投资的行政权力利益驱动不同，是无法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住的。而且，不从控制利润源头出发的行政手段，实际上是在继续向少数人口、但是财富投资能力巨大的投资者保证，价格将继续上涨，利润将继续被支撑，只不过暂时受到压抑。事实上，对于房地产投资税是唯一可以以市场化手段来调控投资需求的判断，现在已经没有争议，而且在征收技术上，从软件到硬件，也不存在难题，甚至征收还可以大大促进中国社会管理软件产业的跨越发展。但是现在，却只有重庆和上海进行了象征性的推动。

　　从2003年至今的巨量货币投放，给国内带来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如果这期间有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来主导，那么宽松货币环境其实是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收入走向普遍富裕的。但是收入分配制度进展缓慢，宽松货币的发放持续以财富集中积累的方式，流入了少数人口的资产账户和房地产投资中。其中的风险，不仅仅在于这一泡沫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更在于住房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由少数人的投资而导致大多数人失去居住权的经济矛盾，最终会演变成社会问题，因为房地产市场不是艺术品或者其他和生存必需品不相关的投资市场。在中国这一人多地少、环境极度拥挤的国家，少数人牟利性的投资，把多数人的居住权排挤走的现象，只有通过投资税这种调节方式，才能降低资源压力，并把资源向更多人合理分配。此外，由于包括大批农民工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公租房居住需求将是长期性的，房地产投资税也是支撑公租房运行的真正可行性资金来源，单靠举债并不是长期办法。

　　今年以来的各项政策，从收入所得税的改革，到清理地方投资债务，都给各方带来了对中国前途的正面判断和长期信心。而至今，中高收入劳动者交税、地产投资食利者不交税的现象，正在吞噬税改的成果。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取舍可能牵涉的各种风险，要求宏观经济管理甩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及早开出实质性的财税政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