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缓解减排资金之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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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金融缓解减排资金之渴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更新时间： 2019-06-21 06:10:05 人浏览

导读：

尽管低碳经济在中国已从概念走向效益，但在初期的爆发式增长之后，诸多低碳经济行业纷纷遭遇资金和技术这两大瓶颈。

　　“12月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落下帷幕。不管与会国达成怎样的协议，低碳经济都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的火车头。

　　中国也在积极探寻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涉足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建筑节能、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低碳技术应用企业也是遍地开花;资本市场上，低碳概念上市公司更是意气风发，备受追捧。

　　然而，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低碳经济在中国已从概念走向效益，但在初期的爆发式增长之后，诸多低碳经济行业纷纷遭遇资金和技术这两大瓶颈。而哥本哈根会议的纷纷扰扰已折射出，未来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援助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从技术、资金、市场都极大依赖国外的中国低碳经济企业如何“自立自强”，有中国优势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又在哪里?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企业负责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紧抓节能减排、清洁能源这两个关键点，前者应是当下发展的重点。而政府有必要从融资、税收、市场准入等多个方面加强对节能、新能源领域的资金、技术支持。”

　　资金

　　碳金融缓解减排资金之渴

　　“走低碳经济不外乎两点，一是节能，二是发展清洁能源。”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一语中的，“后者任重道远，前者立竿见影。这就意味着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当下要大力减排，同时抓紧清洁能源的研究开发，以实现低碳经济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有机结合。”

　　“从减排的角度看，中国市场存在巨大的需求，国内外也都有比较成熟的减排技术，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表示。

　　实际上，一直以来，清洁发展机制(CDM)被许多中国企业视为解决减排资金问题的良策。

　　暗战CDM

　　“公司的这套HFC-23CDM设备是自动控制的，工人主要是在控制室监控和进行安全巡检。设备24小时不停歇，工人需要三班倒，但整个项目组只有18个人，还不包括我和车间主任。”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CDM项目经理蔡慧说。

　　氟化工龙头企业三爱富(9.93,-0.14,-1.39%)中昊公司CDM项目是中国CDM第一批示范项目。中国证券报记者12月中旬在此调研发现，就是这样一套并不复杂的设备，每年分解温室气体HFC-23超过1200万吨，给三爱富中昊公司每年带来的减排收益超过2000万欧元。

　　这些都源于几年前一个大胆而超前的尝试。2005年，CDM在中国还是个新词儿，但三爱富中昊公司已先行一步。CDM，简言之，就是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这既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减排资金和技术。“《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我们就已经得到国外信息，认为CDM项目有机会。项目启动之前，我们已经跟踪了两年以上。”该公司副董事长沈雪忠回忆道，国家相关政策一出台，公司就上报了申报文件。“一边着手采购设备、技术评估;一边与世界银行商讨合作事项，向联合国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申报CDM项目。”2006年8月8日，三爱富中昊公司与世界银行签订的CDM项目获得联合国注册。根据核准的减排购买协议，世界银行购买中昊在2007年到2013年间HFC-23项目产生的7306万吨减排量，平均每年核准的减排量为1043.7万吨。

　　尽管CDM项目收入65%要上交国家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余下35%才归企业所有，但已让先知先觉的三爱富获益良多。按每吨6欧元计算，三爱富每年的HFC-23产出量排放权价值约6262万欧元。CDM项目给公司带来每年至少2000万欧元的收入。

　　三爱富的示范效应迅即带动了一批氟化工企业。目前，国内大型氟化工企业都已不同规模地开展HFC-23CDM项目。10家主要企业CDM项目年减排额达6565万吨。

　　HFC-23分解项目仅是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一个缩影。国家发改委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0月,中国政府已批准2232个CDM项目，尤其是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新能源和可再生项目、燃料替代项目。

　　然而，中国CDM项目正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眼下在哥本哈根争执不下的焦点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是否应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来帮助其经济增长方式更清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举办的联合国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第51次会议上，中国有10个风电CDM项目被拒绝，其余项目则进入复审或修改阶段。EB给出的拒绝理由是，中国调低风电上网电价来“套取”CDM的资金补贴。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并非所有风电项目都能够申请到CDM资金补贴，中国政府是依据风电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电网的承受能力来确定风电电价，在确定电价时从未考虑CDM因素，定价过程完全与CDM无关。

　　12月14日下午，国内9大风电开发企业代表在一份声明上签字，要求EB重审中国风电项目CDM的注册资格。一个半小时后，这份声明被传递到了哥本哈根会议中国前方代表团和国际风能大会代表手中，并转发给了各风电设备商。

　　风电项目风波暂无下文，但这已折射出中国其他CDM项目的困境。在国家发改委注册的2232个项目中，仅663个项目实现了在联合国注册，大量项目在排队审批之中。不仅如此，CDM项目审查也越来越严格、申请的难度越来越大、周期越来越长、不确定性也越来越高。

　　“EB的决策没有正规的法律救济途径，基本上他们说了算。CDM机制交易过程中的核心法律文件大量使用欧洲法律概念，使得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北京清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华表示。即使通过重重审查获得CDM项目，国内企业也有可能拿不到资金。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一些从事CDM项目的投资公司出现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毁约也明显增多。

　　“现在国家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大约有41亿美元，但按项目总额再乘以分配比例，应该超过这个数。这就是说，有一些项目企业并没有从碳交易中拿到钱。”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一旦CDM项目毁约，无法按期获得收益，企业预期利润就会降低甚至出现亏损。尤其是风电、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企业实力较弱，融资能力有限，受到影响更大。[page]

　　“明年国家可能出台《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条例草案》，其中，减排二氧化碳的节能产业将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另外，国家财政考虑安排2400亿专项资金支持节能减排产业。”上述消息人士透露。

　　争夺标准

　　政府支持是必要的，但业内人士强调，实现碳减排关键是要把减排成本降到最低，这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资本市场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

　　欧美等金融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一些大型的碳交易中心相继建立，如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体系(EU ETS)、欧洲气候交易所(ECX)等。嗅觉灵敏的华尔街商人也提前布局碳金融。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碳金融要落后许多。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CDM项目机制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但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研究规划部副经理邓羽腾指出，“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碳交易市场，但必须先行先试，否则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会措手不及。”

　　2008年以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深圳等城市相继成立环境交易所，并迅速开始推出减排规则，推动碳交易。今年8月8日，中国第一笔VER(自愿减排)交易，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在这起交易中，天平汽车保险购买了8026吨VER。这是中国碳交易市场获取更大话语权的一次试水。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北京环境交易所面向全球推出中国首个自愿碳减排标准——“熊猫标准”。这个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标准是专为中国市场设立的自愿减排标准。遵循熊猫标准的原则，被合格的第三方机构核证并通过注册，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熊猫标准信用额，信用额可以买卖。与此同时，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在联合企业进行“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试图推出《天津议定书》，作为国内企业碳减排的行动指南。

　　有专家指出，以后国内自身的碳交易市场发展将是一个绝对趋势，因此，需要尽快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让市场充分活跃。中国亟需建立一个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统一的排放权市场，用市场化的方式规范企业的单兵作战。

　　曾刚认为，由于碳排放权本身具有复杂性，在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展开，可能更多地会停留在自愿减排的层面。“这意味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国内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各种金融创新活动，主要还是会围绕境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展开。”

　　技术

　　新能源抢占低碳经济高地

　　CDM在中国的起伏，充分说明低碳经济之路“道阻且长”。而在这轮世界经济的大转型中，发展新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也是世界经济竞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在不掌握新能源核心技术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抢占低碳经济的制高点，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些传统制造企业已做出有益探索。

　　孚日股份(8.65,-0.49,-5.36%)，全球最大的毛巾生产企业，年销售收入达30亿元。孚日股份斥资近10亿元引进的薄膜光伏电池生产线设备已运抵山东高密，将于明年投产。12月中旬，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看到，80多位外国技术人员与孚日员工一起正在进行紧张的调试。

　　“上马光伏，当时就是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解脱出来，做一个能持续发展的产业。现在回头看，当时风险挺大的。”孚日股份董事长孙日贵细细体味着当时的惊险一跃，“纺织行业依靠规模扩张、实现快速膨胀的增长方式已没法继续。公司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毛巾企业了，若再通过扩大产能来实现增长，将会给未来的经营造成更大的困难。”

　　转型并不只是孚日股份。在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许多企业都在做着类似的转型尝试。比如，杉杉股份(17.51,-0.09,-0.51%)、华芳纺织(11.64,-1.29,-9.98%)、维科精华(6.17,-0.24,-3.74%)正寻求在锂电池领域拓展，江苏阳光(5.68,-0.23,-3.89%)等公司涉足多晶硅生产等。

　　金融危机更是吹响了传统制造业转型的号角。孙日贵介绍，2008年初，公司陷入“订单荒”。“我最紧张的时候，再有五天，就有100台机器没活儿干，再过十天，就会有一个工厂没活儿干，一个工厂几千人，吃饭问题、安定问题怎么解决。我把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撒到市场上去找订单，多小的单子都做，才熬过去。”这再次让孙日贵意识到，必须在家纺行业还可以养活现在2万名员工并提供足够现金流的时候，尽快孵化出新的产业。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当前中国面临内需缺乏和外部压力陡增的严峻形势，中国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要启动一个绿色产业，拉动内需。如何做到既启动投资又不产生新的产能过剩?答案只有一个，即提升新能源产业比重，置换“两高一资”行业的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

　　但并不是投资了新能源的企业都能顺利实现转型，市场空间、技术路线、原材料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企业投资很可能血本无归。

　　对于技术、市场两头在外的光伏产业，如何避免“把能耗留在国内，把节能送到国外”的窘境，孙日贵也在苦苦思考。孚日股份通过参股拥有核心技术的德国Johanna公司，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以继续分享Johanna公司薄膜技术上的新成果。孙日贵介绍，在项目的选择上，公司回避了资源紧张的多晶硅，选择了CIS薄膜技术，这一技术是第二代薄膜光伏技术中光电转换效率最高的产品，且稳定性好，不存在衰退现象。虽然使用稀有金属铟作为原材料，但薄膜电池仅有2微米左右，铟的使用极少，且我国拥有世界六成以上的储量，具有潜在发展优势。

　　在市场推广方面，孚日采用了合作方包销，同时允许孚日自建渠道利用自主品牌销售的策略。“在目前国内市场没有大规模启动的情况下，主要的市场仍旧是在欧洲，但我们看好国内未来的市场，只要国家出台合适的补贴政策，必然会撬动国内光伏市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仍然是未来竞争的关键。孙日贵坦言：“在研发技术上，欧美主流的薄膜技术背后都有多所知名的实验室，我们难以做到这一点。目前，我们主要还是通过合作，学习、借鉴对方成果，在对方的工艺流程上进行改进，提高转化率。”[page]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能源专家称，发达国家都在抢占新能源技术的制高点，比如美国的优势技术在于生物质能，欧洲则在光伏制造业上领先。目前，中国没有提出明确的新能源发展路线。国家对水电、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沼气都提出了具体的装机目标，新能源发展还是以投资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这不利于自身核心技术的研发。

　　一些企业也是追捧概念，投资混乱。据Wind统计显示，截至12月17日，在与低碳概念相关的233家上市公司中，有41家公司年内公布再融资计划，除2家公司已经决定停止实施外，有34家公司准备定向增发，1家公司公开增发，4家公司打算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650亿元。

　　李稻葵认为，要完成抢占低碳经济战略制高点的历史使命，掌握核心技术，必须从今天就开始行动，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政府要改革科技投入机制和高校研究培养机制，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中小企业的快速孵化。

　　国际气候组织中国区总裁吴昌华表示，当今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发展低碳经济的内生性需求。在传统工业方面，我们很难超越发达国家发展了一百年建立起来的优势，但在新能源方面中国具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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