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云虹 图/张晓晨

　　在对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民间保护者的采访调查过程中，不止一个人向记者诉苦：“当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民间保护者的力量非常微弱。”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又该如何来解决？为此，我们约请嘉宾进行了讨论。

　　受访嘉宾：

　　邵明：中国人民大学民事诉讼法专家

　　张巍：老北京网的掌柜，胡同的民间保护者

　　叶金中：胡同、四合院的研究者

　　胡同现状

　　记者：北京在进行城市化改造的同时，大量胡同、四合院消失了。而这些都是代表着北京的“名片”，目前北京现存的胡同和四合院又有多少呢？

　　叶金中：这些年，伴着“危房改造”的房地产开发，众多胡同、四合院消失得无踪无影，其中，引起一些纠纷，而真正站出来保护古建的并不多。当“拆”字画到“齐白石故居”的墙上时，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更多有价值的老房子在住房紧张住户的欣喜中悄悄消失了。

　　尚小云故居拆了；余叔岩故居拆了；北京老城惟一的过街楼实物观音院过街楼拆了；休宁会馆拆了；伏魔寺拆了；李鸿藻故居拆了；戊戌变法的重要见证物粤东新馆于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时，在专家学者的保护声中被急速地拆除了，成了对戊戌变法的特殊“纪念”。此外引起轰动的赵景心老先生的四合院，是世界级文化名人赵紫宸和国家级文化名人赵萝蕤的故居，有着巨大的人文价值，也没有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痛心的。

　　张巍：1949年，当时有个民谣，“有名的胡同3600，无名的胡同如牛毛”。当时北京城市人口130万。到了2000年，北京有胡同1200条，年年底，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数字是700条左右，院落21000个左右。现在，有门牌号的院落只有16000个，胡同也就500多条。院落是按照一个胡同三个院落来平均估算出来的。从这些数字能够看出形势的严峻！

　　诉讼地位

　　记者：民间的保护者也都谈到一个问题，他们发现了问题但又面临着无处可诉的境地，有些人不知道该找谁，有些人在诉讼过程中，又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这一矛盾应该怎么解决呢？

　　张巍：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不该拆掉的（古建被拆掉了。而且，咱们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缺乏全面考虑，如果按照我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有些东西都是不该拆掉的。我们后来分析，《文物保护法》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不具备主体资格，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是，反映后，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那么这也就出现了一个法律的真空。被拆迁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但是往往法院又都不受理这样的案子，因此，也就造成了大量的文物保护院落被拆掉。

　　邵明：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文物的范围。其中一条就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这属于文物。看某条胡同、某个四合院是不是文物必须要依据法律来判断。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北京有不少胡同、四合院的保护级别不构成文物，但是对于这些该不该保护，如何来保护？

　　一般情况下，如果某个四合院将要被拆，法律赋予房屋所有权人诉讼地位，如果房屋所有权人认为自己所居住的房屋属于文物，应该予以保护，不能被拆掉，那么可以向城市规划部门提出异议。但是大部分的城市规划都是合法的，倘若房屋所有权人认为规划不合理，那么可以通过两种途经来解决：一个是行政复议途径，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重新处理；另外一个则是行政诉讼方式。

　　但是作为民间的保护者，他们本身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从诉讼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具备诉讼的资格。如果他们发现问题，那么可以向上一级的行政单位提出意见。另外，还可以向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反映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的力量来反映。

　　近年来，相继颁布的《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构建起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分明的保护规划格局。新编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纲要》的修编方案更是首次明确规定要整体保护古都风貌。

　　如何保护

　　记者：对于具有北京特色的胡同和四合院该如何保护？

　　叶金中：我们应该把旧城的发展及保护与二环、三环外区别对待。二环、三环以外应更多地向现代化发展，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宁可在三环以外建得高一点，都要保老城区的低一点。我们保护旧城内的四合院，并不要新建更多的四合院，旧城外应该放开手脚，让建筑师设计出更多有特色的现代化建筑。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