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办理受贿犯罪案件时，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辩解已将受贿赃款用于单位的“公务开支”，如请客、送礼、娱乐消费等。对此，检察机关、法院在认定其受贿犯罪数额时，普遍的做法是将用于“公务开销”的部分从犯罪总数额中予以扣除。笔者认为这一习惯做法值得商榷。

　　对受贿财物用于公务开支的定性问题，直接影响对受贿行为的定罪量刑，也直接关系到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是否可以因“用于公务”的理由将受贿所得款从受贿数额中扣除这一问题，应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从立法本意上看是否存在可以扣除的理由。

　　廉洁奉公是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国家和人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刑法设置受贿罪旨在保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禁止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物交易。受贿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仍决意为之。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看，其侵犯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在主观方面法律也未要求行为人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并未认可收受贿赂用于公务开支，即受贿赃款的用途，如同盗窃财物的用途，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从犯罪形态看，受贿罪属于结果犯，这一法定结果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一定数额的贿赂财物。根据我国民法理论，财产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权，行为人完全可以任意处分所得财物。那么，当行为人收受贿赂财物后，作为财物所有权人，他既可以自己使用挥霍，亦可以将财物转送他人，甚至可能将财物捐献希望工程等。但是，无论行为人如何处分财物，都不能改变受贿犯罪行为已经完成、法定结果已经形成、法益已被损害的事实。至于犯罪嫌疑人辩称所得赃款用于“公务开销”，即各种名目的请客、送礼、娱乐消费等活动，都是在犯罪行为已结束的情况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显然，赃款用途不影响受贿犯罪构成，因此在认定行为人受贿数额时不应扣除用于公务开支的赃款。

　　但是，由于受贿犯罪有其复杂性，存在着特殊的受贿犯罪行为，法律对其也有特别的规定。因此在认定赃款用途性质时不能一概而论。我国刑法第352条第2款就对在经济往来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行为作出了特别规定，即：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在表述上明确了受贿赃款的去向情况，即收受的回扣、手续费只有归个人所有的，才构成受贿罪。换言之，对收受回扣、手续费，未归个人所有的（可能是用于公务开支的），不视为受贿犯罪。在法律有明确规定之情况下，我们不能任意地作扩大解释。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收受的是经济往来中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且用于本单位业务交往，未归个人所有的，不应认定为受贿。

　　此外，鉴于受贿罪具有单位犯罪的形态，在司法实践中应具体个案具体分析，要严格区分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主要应从意志性因素和利益性因素两方面综合去判断。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后如实向单位汇报，得到单位决策机构或单位负责人的认可，可以视为单位意志；同时行为人将受贿财物用于单位的公务活动开支，由单位得到实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意志性因素和利益性因素都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笔者认为应构成单位受贿罪，而不应当认定为个人受贿。当然，在成立单位受贿罪的前提下，并不是对个人受贿行为的放纵，对于收受贿赂的行为人，应以单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单位受贿罪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将受贿赃款用于业务开支的一律予以扣除的作法，甚为不妥。这样做不仅缺乏法律理论依据和充分论证，而且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突出表现在检察机关对于受贿赃款去向情况难以取证、查证，进而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翻供，不利于有力打击受贿犯罪；其次难以辨别被告人辩解的真伪，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从社会效果看，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利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所以，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受贿犯罪赃款用于业务开支的原则上应不影响定罪，即不应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除，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其收受的回扣、手续费未归个人使用，或收受贿赂后经单位认可或批准用于单位业务开支的，可予以扣除，但受贿赃款去向情况应由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明。[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