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人民法院报》第六版刊登了《身高的法治意义——也谈我国首例宪法平等权案件》一文，笔者读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此也便哇啦哇啦，与作者商榷。

　　笔者认为，此文法在法理上存在三大误区：

　　一、没有认识到宪法的母法地位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一切国家机关、军队、政党和其他社会团体都必须遵守之，一切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违反其规定，否则无效。因此，《人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人行行员录用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事厅都不得违反宪法。行政规章中规定的择优原则绝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更不能成为挑战宪法平等权条款的幌子。

　　无论用什么方法权衡，宪法都必然是、必须是“现行体制所能提供的底限所在”，是中国一切组织和公民从事任何行为的底限，也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法条依据。依据宪法主张平等权，谈何“越过甚至取代了法条”、“越过甚至取代了各项法定权限、程序”？须知，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不是“俎”“庖”关系，而是“本”“末”关系。

　　二、没有认识到歧视的根本特点——不合理差别何谓歧视，本人认为，以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是也。平等权条款不排斥差别，但仅限合理差别，否则无异于一纸空文。

　　宪法规定的责任年龄和剥夺政治权利即属合理差别。因年龄与行为能力间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依年龄差别对行为能力进而对责任能力作差别规定，自为理所当然。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者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因他们曾严重滥用权利来危害社会，必须剥夺其政治权利予以惩戒。

　　同样，法律容许“特殊岗位，特殊要求”。因形象高大否，对乘坐交通工具、当警察和从事体育专业、驾驶机动车辆确乎有直接影响。但身高与能否成为人行行员、能否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人行行员之间却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在蒋某满足成都人行其他招聘条件情况下，后者以身高为由将他拒之门外，又不能证明身高同招考职位间的必然联系，当然属于以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与其他身高符合“要求”者相比），进而构成歧视。

　　三、忍受歧视论悖于法治尊重法治，首先要清楚何为法治。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要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普遍的服从是实行法治的关键，它既包括公民，又包括统治者”。显然，我们（包括成都人行）所要首先服从的就是法律的法律——宪法，且宪法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

　　该文所谓现行体制，作者没有明言，本人枉加揣测，应该是说现行法律体制。但现行法律并无哪条哪款规定宪法权利必须通过其他部门法实现啊！即使必须规定，也只能由宪法规定。对于中国这台电脑，它的特别系统格式首先是宪法，不符合此基本格式的，都属违法操作。“这套格式，对于其他问题是这样，对于身高问题也是这样”。[page]

　　主张受到歧视者不必拿起法律武器，是对违宪行为及歧视行为的纵容和鼓励，既非对现行体制的尊重，更非对法治的尊重，而是对现行体制的违反、对法治的破坏。

　　最后，在实务中，如按该文所论，认为宪法内容的实现必须以其他法律的相应规定为前提，以所谓“平等权不排斥差别”来指导办案，不仅会使平等权及其他宪法权利空心化，而且会矮化、架空本应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应有保护和宪法尊严的捍卫都极其有害。

　　尊重法治，最根本的是尊重宪法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