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政法治问题，人们通常对国内因素考虑的多，关于国情、本土资源、政经体制衔接等等问题，专门的研究汗牛充栋。这样的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必要假设之上，即假设国家处于传统主权的稳定治理状态之中。

　　在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已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力量，在不同领域对各国的传统主权事务即内政进行干预，经济、政治、舆论、军事诸多干预手段，不断被采纳使用。笔者无意夸大此种国家主权的变化趋势，也同意在通常情况下，国际干预不致引起内政危机的判断，即干预具有有限有效性。

　　但是，中国作为特殊的分裂国家，地理上的统一未能完成，两岸的政治博弈，即不同社会组织型态的势力角力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作为已经完成社会现代性重组的彼岸社会，对两制的拒绝，使和平谈判失去了周旋的余地。此岸和平方式的用尽，打下了巨大危机的基础。

　　笔者不愿去过度揣测其后的发展，作为热爱和平的人，唯望局势不要恶性发展，有损人民安全。因为，一旦出现危机，国际社会的必然性参与，必将突破通常意义的国际干预有限性，在经济、军事、政治的大比拼中，弱势主权必将严重受损。即使一再忍让，终有不可忍受的时刻。在笔者看来，这已非十分遥远的事情，留待应变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这实非先知与先觉，亦非痴人之云梦。

　　宪政法治就是在这样一个逼仄的时空中构想和进行。它的意义在于，它可能优于当今军事备战的历史后果，进而可能成为化解未来危机的手段。

　　战略家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宪政法治，是当今世界之道，因此吾等必孜孜以求之。宪政法治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社会的文明状态，为内外社会的长久和平奠定基础。此种政体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将国民视为平等和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体制上消除了巨大内乱的根源，民主的施行，化解了可能引致巨变的社会因素。政治文明消减了社会野蛮。在外部世界，此种政体只有一个敌对势力，即民主的敌人。而我们都知道，民主的敌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施行宪政法治的国家，具有巨大内部统合力、外部接驳性；面对无端的冒犯，亦将在内外人民中形成同仇敌忾 .而我们无视宪政法治之道，仅仅依靠盲动的民族主义，企图用国家主义的精神进行社会统合，民智将进一步萎缩，人民情绪必将在外部挑战下不时呈现高昂态势。盲动的高昂情绪在高科技社会是一种无助的存在；盲动情绪高昂一次，社会的内在危机也就深入一次。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情绪化导致的失智，将会对正确判断的形成造成障碍。在民族主义的金黄大旗下，巨龙在妄想中腾飞，虚拟出天下第一，因此必然忽略与世界客观的巨大差距，一直要等到诸如甲午海战类似的事件出现，盲动民族主义方可泄气。

　　在笔者的幻象中，已经看到未来海面上，无数的桅杆在摇曳，坚船利炮在追逐。

　　这是对宪政法治的超社会学分析，是危机思考者不得不进行的第三世界学问。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法治的超社会学分析十分必要。二十世纪初，本国第一次宪政法治潮流中，正是忽视了超社会学分析，执政者发生了判断失误。1908年，清朝政府宣布9年预备立宪期，人为地将立宪确定为1917年左右。但是仅仅3年后，社会局势就发生了轰然变化。如果理性地分析，立宪的时空实在有限逼仄，离社会预期仅存2、3年的时光。立宪本为时不我待的要务，是政权蜕变求存的紧要工作。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腐败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历史的方位感，他们还想把独权的时光缠绵下去，他们不能分析出宪政分子的鼓噪，是社会的心声，宪政分子不过是社会中敏感于气候变化的候鸟，是国民和社稷的福宝。而我们也能发现，盲目追寻预备立宪的御用中外法学者，也正是缺乏对宪政法治的超社会学分析，必然性的陷入了立法技术的泥沼，最终却不得不呈鸟兽散。忽视对宪政法治的超社会学分析，造成本民族将近一个世纪的盲动和混乱，迫使垂垂老矣的中华文明，在兵荒马乱、饥馑残争等乌烟瘴气笼罩中，在二十一世纪还在苦苦寻找文明重生的起点。[page]

　　通过和平方式迈进文明，是最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对进入文明社会，人民仅需支付最低的门票费用。在国际空间十分逼仄的环境中，但愿社会早日归化世界宪政法治道统。

　　然而，平安总是给人以麻痹，安逸者总会痴恋万古不变，人民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八路总是不见鬼子不挂弦。这是爱国法律人最大的困惑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