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文学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人类幸福服务的。文学性质的浪漫和多情表面上看来与法律精神格格不入，但是，这种话语形式的对立并不能割断法律与文学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律人与文学人对人的关怀和洞察是深刻而切入的。如果法律不能影响人心，不能触动灵魂，其精神力量必然大打折扣。缺乏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的法律人不过是技术性的操作者而已。文学不仅可帮助法律人充分地理解人、把握人，更重要的是文学通过塑造法律人的灵魂最终影响司法的价值观。那些认为法律与文学无关的人其实连他自己也不能阻止文学对自我心灵的渗透。

　　读美国著名法官、法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一书，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将文学剔除出去的法学必然是视野狭窄、气度匮乏、苍白无力的。

　　文学赋予人们对语言的敏感和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灵魂进行拷问的勇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一个缺乏艺术直觉能力和反思能力的人是否有从事司法操作的才华。忙碌的法律人对人文学是冷漠的，除职业条件的限制外，还在于我们的法律教育过分注重技术性。其实，法律的专业性是建立在博学多识的基础上的，把人从广泛的涉猎和社会经验中梳理出来，只能造成法律工具偏执症。虽然我们不能用文学方法来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但是，文学可以帮助法官和律师通过扩大想像力来增强同情理解和感同身受的能力，以促进他们对人性真实的把握。将法律思维与心灵对立起来，无益于对法律人的修养、敏感和高尚的培养。法律价值和文学价值共同的指向是人。在文学中，人性表现的种种可能都能在法律语境中得到溶解。正如波斯纳所说，经典的文学作品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在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群中产生共鸣。文学对人类困境的阐释，虽然不能为法律运作提供直接的依据，但是却对法律人的判断发生潜在的影响。文学不回答“如何处理”的问题，但是，却不停地追问这样做的意义。

　　法律作为文学的主题和描写对象，丰富了人们对政治和道德等问题的深入发现。波斯纳指出，文学作品中的法律常常作为一种隐喻来展现，即使是像曾经当过律师的卡夫卡和作为法律“爱好者”的梅尔维尔其写作的兴趣也不在法律本身。因为“律师是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专家，而更广泛的法治、治理和正义问题则更适合于进行道德的、政治的和文学的审视，而不是和技术性法律分析”。作家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对社会生活细节和风俗习惯的描述上，这些细微的东西比稳定的法律框架更能够反映爱、异化、死亡和战争。对于这些本质性的精神元素，内行的法律人往往是漠然的。相似的冲突和纠纷反复地磨擦着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使他们不再激动和心血来潮。法律人的使命是调停和减弱冲突，将戏剧性降到最低限度。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小说家在细微部不可避免地要犯一些法律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不仅是出于对规则的陌生和隔膜，而且也融入了对法律本身的怀疑和追问，这是坚持“恶法亦法”的法律人所缺乏的。

　　在法律语境中，心灵的真实很容易被遮蔽。法律既是人性的通道，又可能成为歪曲人的本质的一种手段。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说：“一个仅仅为精明的、自由的、自利的人类作出安排的法，必定使人的另一半同种并生的类群陷入灭绝。”（《法律上的人》）司法的虚饰性是在司法经验的积累中水到渠成的。西方现代派习惯于用法律来隐喻这个异化的不可捉摸的世界，看起来，它总是一本正经，振振有词，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又给弱者和失败者下了一个圈套而已。在浪漫主义作家看来，“制度和体系是成年人、老道的人、玩世不恭的人、老于世故的人的领域”。法律者对叛逆者不依不饶的惩罚，击碎了浪漫主义者不少幻梦。法律从来都不会给多愁善感者以额外的照顾。法律属于世俗社会，法律误解了生活，人们也就只好跟着一路误会下去。文学家对法律的批判不是针对法律这一理性形式本身的，他们担心法律被恶人所利用，成为“有组织的谎言”。在作家的笔下，法律的逻辑体系是缜密的，法律的语言是理直气壮的，法律的外表是华丽耀眼的，可是，法律内在的精神空间却是贫乏的，它的兴趣似乎只是在于把人折磨得焦头烂额，最终不知所归。[page]

　　波斯纳在书末提到对法律人的文学教育问题，理由无非是文学能够造就道德感强的人，能够造就富有洞察力和敏感的人，文学能够使人深刻，使人高贵。而这些仅仅通过法律专业训练是无法得到的。尼采说，文学会帮助我们变成我们自己。文学能够治疗麻木和心浮气躁，它会引导一个人用耳朵倾听自己的心跳，留恋自己的纯洁和痴情，回味自己的沉思和冥想。这对于在人治文化土壤中成长的习惯于“吹胡子瞪眼”的某些司法者来说，无疑是一服良药。

　　丁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