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要素国内外流动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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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国内外流动的经济分析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更新时间： 2020-06-29 20:39:08 人浏览

导读：

知识经济时代是具有产出效应的知识来替代一般性简单体力劳动和一般形态之财富为特征的“超工业时代”。然而，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始终是任一经济形态所必须拥有的关键性生产要素。随着知识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渐发挥其主导作用，在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对劳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是具有产出效应的知识来替代一般性简单体力劳动和一般形态之财富为特征的“超工业时代”。然而，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始终是任一经济形态所必须拥有的关键性生产要素。随着知识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渐发挥其主导作用，在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将逐渐减少，而对劳动力质量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劳动力将出现新的地域组合。作为一种特殊而关键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广泛、合理流动有利于提高它的利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有利于形成新的竞争压力。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新格局将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劳动力的国内外流动及基本动因

劳动力流动（也称劳动力迁移Migration of labor force）或经济活动人口的迁移一般具有双重涵义，亦即地域性迁移和行业性迁移。劳动力迁移主要有三种形式：即1．劳动力在本地更换行业；2．劳动力地域性迁移（易地在同一行业就业）；3．劳动力行业性迁移（易地在其它行业就业）。

早在19世纪末，E·G·雷文斯坦就对人口的迁移、流动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1932年指出：“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差异，其中主要是工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首要动因”。1962年，芝加哥大学教授沙斯特德（Sjaastad）发表了题为“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的经典论文，阐述了伴随迁移的主要经济成本与收益。美国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的迁移成本一效益理论，即把迁移看作是一种带来某种经济收益的投资行为。

在刘易斯模型、拉尼斯一费模型和乔根森模型中，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决策被认为是唯一地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且一般工资水平达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中谋求新职业。这就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迁移的农民都可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

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的存在，托达罗认为农民的迁移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农民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

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教育与迁移的关系比教育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个人受教育程度与他（她）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动机或倾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个人所预期的农村与城市之间实际收入的差额也较大，获得现代部门工作的机会也较多。由于教育具有促进迁移的作用，托达罗认为，在政府所能支配的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超过基础教育范围，过分扩展中、高级学校，便会加剧国内迁移活动，而过多、过快的人口迁移会促使城市失业率上升。

一般来说，劳动力的国际性迁移存在着更大的决策障碍，因为信息不充分，因为语言与生活习俗乃至宗教、文化传统不同，也因为迁移成本更高，风险性更大。如果作出国际迁移的决策，就说明前述障碍已经得到部分消除，或者国内生存环境或政治状况恶化（包括为了逃避战争、债务、疾病、自然灾害和政治迫害等），或者是因为美妙前景的吸引力或预期的收入差距之大，足以使迁居者甘愿冒此风险。

在具有国际性迁移传统习惯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中，这一障碍要小得多，比如犹太民族、吉普赛人、蒙古人等。在现代社会中，当国际性迁移已成为一国政府的战略性决策和经济发展的促进器时，这一决策就已从一般性的个人决策上升到集体或国家决策的层次，从而对风险和成本的估计和预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二、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及其修正

美国经济学家M．P．托达罗在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提出批评的基础上，构建并阐发了自己更加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思想与模型。托达罗指出刘易斯模型大体符合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但其三个关键性假说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不符，即1．假定城市部门劳动力进入与创造就业机会速度与物质资本的积累成正比；2．假定农村地区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地区则处于充分就业状态；3．假定城市实际工资不变，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

而托达罗则认为，考虑到大多数现代技术转让的劳动力节约倾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非广泛存在、城市工资迅速上涨（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城市显性失业者）等因素，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在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与移民问题的分析和政策措施方面所能提供的指导是极为有限的。但托达罗也肯定了该模型在分析上的应用价值：它至少强调了就业问题中的两个主要因素，即农村部门与城市部门机构和经济上的差别，以及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两部门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性。

托达罗对这一模型的发展是将两部门理论单独应用于分析城市，认为在城市中同时并存着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一国经济由“农业部门”“城市中的传统部门”、“工业部门（城市中的现代部门）”所构成。在刘易斯模型中，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是直接进入现代部门的，而托达罗认为，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很少是直接进入现代部门的，他们大量进入的主要是城市传统部门。这些部门是使用劳动密集方式和简单技术小规模地生产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1．小私有制；2．资本有限；3．就业者文化技术水平有限；4．劳动生产率很低；5．福利极差。

发展中国家城镇传统部门中就业人数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重平均约为50%。托达罗认为传统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以下利益：

1．城镇传统部门的经济剩余有利于城镇经济的发展；

2．传统部门比现代部门所需的就业成本少得多，有利于在资本短缺情况下发展；

3．该部门能以兼价培训劳动力，因而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形成方式；

4．该部门所吸收的是现代部门所不愿吸收的大量半熟练和不熟练劳动力；

5．该部门更易利用适度技术开发本地资源；

6．该部门能促进废物利用；

7．该部门有利于穷人收入的增加。

托达罗模型比刘易斯模型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托达罗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发展中国家应注重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迄今为止，在已经提出的对托达罗基本模型的修正中，哈里斯一托达罗（HT）模型（1970年）较为突出，HT模型试图把农村与城市部门分开，进而分析迁移对农村和城市的产量、收入与福利的影响。从HT模型中得出的一种假说是：较高的城市工资会导致较多的城市失业。如果农村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部门中充分就业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将导致更多的移民流入城市部门。

基本的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假定，城市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决定的。根据这一假定，内生决定的市场结算工资将会导致流向城市部门的移民人数减少，由此产生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的上升和其他现象可以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并导致就业增长比产出增长低。

修改后的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意味着城市就业机会创造比率的提高会提高失业水平。已知创造城市就业的不同手段（如部门工资补贴、创造或扩大市场需求等），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以根据HT模型以产量收益或损失来衡量。它们还表明：强行阻碍和限制劳动力的迁移可能减少农业部门的净福利。

菲尔兹对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进行的修正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广为流传。这就是大规模、有组织的产业通常与小规模的“非正规活动”并存。在菲尔兹的模型中，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是灵活易变的。

三、劳动力要素的比较利益

作为传统生产函数中的一项关键性要素，劳动力的回报率始终是相对较低的。这不仅是国为劳动力的潜在价值是难以计量的，还因为劳动力中所包含的人力资本是智能特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适当的物质性补偿，而只是以工资形式所实施的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所贴现的部分现值。

同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这部分贴现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劳动力的比较利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现实存在。按照李嘉图的对外贸易比较利益学说，劳动力要素的输入和输出是一种以寻求比较利益为目的的要素禀赋在国际间的转移或让渡。只要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着劳动力成本与工资收益的可比性，并且两国或地区都存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不对劳动力流动或输入和输出作出特别的限制，这种劳动力要素的转移或让渡就总是具有经济意义的。

如果劳动力是同质的，并且是可以相互比较的，那么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总是依据市场上的工资价格信号发生变动。如果劳动力市场不是由多个分割的市场所组成，那么劳动力要素根据收益比较而发生的正向流动（即从工资收入较低的岗位或地区向收入较高的岗位或地区流动）就是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之前劳动者个人的理性选择。

从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劳动力输入和输出的比较利益是政府制订劳动力国际迁移和自由流动政策的前提条件。一个普遍性的政策导向是输入高级专业人才和紧缺行业的熟练劳动力，输出一般性劳动力和非紧缺行业的熟练劳动力和紧缺行业的非熟练劳动力。国与国之间政策选择的交错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国际劳动力迁移的均衡流动（即劳动力要素在国际劳工和人才市场上配置的动态均衡）。

与国际贸易的原理和实践相同，劳动力的国际迁移并不能从严格意义上证明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换言之，只要国际迁移仍在继续发生，就说明对输出和输入双方都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并且一定有实际比较利益的存在，否则这一动态均衡必然要被打破。

四、劳动力输出的产业扩张效应

在分析城市就业和工资结构时有几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城市经济中“正规”与“非正规”部门的并存、城市工资水平和工资结构的决定因素、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及其向外流动或扩散的有效性、政府就业政策与工资规则的范围及其有效性等。

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因采用的贸易战略不同，将会对其各自的产业结构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某些行业中的劳动力输出，可以起到产业扩张的效应。例如在出口促进的贸易战略下，出口产业以及与出口产业相关的其他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而在进口替代战略下，则结果相反。因此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就业增长较快。

安妮·克鲁格指出：增加就业机会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其原因在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在农业部门之外不断增加生产率较高的就业机会以吸收低收入的农业人口；（2）在城市部门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以减少城市失业人数；（3）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以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并改进收入分配。

如果没有人为的劳动力流动限制或障碍，不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劳动力输出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例如，在马西、马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越南、尼日利亚、突尼斯等国，劳动力的输出经常是一种重要的贸易战略选择。例如七十年代中期之前，突尼斯向利比亚和西欧大量移民，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菲律宾向海外大量输出劳动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越南向海外大量遣散难民等案例，从一个侧面表明劳动力输出，尤其是向海外输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本国和本地区的就业矛盾。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迁移在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历史上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迁移：从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到法国的劳动力迁移、从土耳其到德国的劳动力迁移、从南太平洋岛屿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从墨西哥到美国的非法迁移、从博茨瓦纳、莱索托（以及其它几个南部非洲国家）到南非的循环式迁移、从埃及到中东石油生产国的循环式迁移等。

不少国家在劳动力的国际性迁移过程中，发展带动了若干个行业的扩张。比如水泥、建材和建筑业、石油勘探与开采、采矿业、捕渔业与海洋工程等。

五、劳动力输出的出口替代效应

在开放的经济中，不仅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于是劳动力（无论是熟练劳动力还是非熟练劳动力）总是从工资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低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劳动力比较收益较高的发达国家。这种国际性迁移会减少穷国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富国经常紧缺的劳动力供给。这一结果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下降，而实际工资水平则呈上升趋势，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将朝着收入差距缩小的有利方向发展。同时，国际性迁移将有助于缩小实际生活水平的国际差异。

然而在现实中，这一迁移不允许以较大规模的形式发生。富裕国家普遍实行严格的移民控制措施。那些侥幸通过种种移民障碍的移居者，不是工资相对低微或在非技术性岗位上工作，就是科技人才、医生和具有特殊技能或贡献的特别人士。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分割现象，并且劳动力的迁移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需要，像池中蓄水一样经常受到供求关系之阀门的调节。经济扩张时，大量吸收移民；经济衰退时，严格控制甚至经常遣返移民。这种循环式迁移显然对发达国家十分有利。因为在经济衰退期，移民被迫回国，缓解了移民接受国的失业压力，失业成本从富国又转回穷国。而在经济迅速增长和低失业情况下，劳动力的循环式迁移也比永久性移民有利，因为是劳动力的输出国承担劳动力的长期间接成本，即把孩子抚养和教育工作年龄的成本以及晚年的退休费用。

尽管对劳动力国际性迁移的经济结果看法不一，并且劳动力输出国的净收益是否为正尚难下定论，但十分清楚的是，迁移者本人因得到相对较高的工资和生活保障而受益，而留在国内的亲属可以迁移劳动力的海外汇款中得益。如果迁移数量庞大，那么普通劳动力所属的整体社会阶层将因失业减少和实际收入提高而受益。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亚洲的许多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都有大量在海外工作的迁移者。并且这种移民汇款在许多亚洲国家的外汇收入中占据很大一部分，而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严重依赖于这一主要外汇收入来源。

尽管有种种迁移障碍，移民汇款在这些国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外国资本在一般发展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对外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并不表示经济遵循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程度。事实上，它取决于政府政策在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之间是否是中立的。

尽管我们不能断言劳动力的国际迁移之收益可以替代出口贸易的外汇收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以劳动力国际迁移的方式获得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出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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