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难与别人比明天
导读：
——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状况调查
祖国的花朵 都市的小草
5月27日傍晚，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一个院落里，同心实验学校二年级学生邱宇正和同伴一起，在两块水泥板拼成的乒乓球台上，为即将举行的学校运动会备战练习。
为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邱宇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 “我喜欢乒乓球，打得还算可以，老师就给我报了名。”皮肤稍黑的他，谈吐间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
4年前，邱宇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并进入同心实验学校。由于父母工作繁忙难以对其进行照料，年幼的他不得不承担起照顾自己的责任：早晨在早点铺吃饭并步行到学校，中午在学校用餐和休息，下午在教室写好作业，玩一会再回家。
虽然到北京已有多年，但父母工作的繁忙以及经济上的不宽裕，使邱宇至今只去过两个旅游景点——长城和颐和园。 “长城好长、好大，周围都是山，爬的时候把我累坏了。”对于两年前的那次游玩，小家伙至今念念不忘。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使邱宇对首都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北京比我们老家好，老家就没有长城。”
对于邱宇的这一观点，同伴谭成明确表示反对。 “这里一点都不好，房子都很破，路上灰尘多，天上还有飞机叫。”去年才跟随父母到北京读书的他，仍对河南信阳老家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老家有山有水，我经常去河里抓鱼，可好玩了。”
两个小伙伴虽然在意见上有分歧，但打球的热情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一个多小时后，看着渐渐暗下的天色，意犹未尽的邱宇才沿着尘土飞扬的马路，返回位于皮村西北角一个偏僻胡同的“家”中。此时，他的妈妈——一名普通的保洁员已经做好了晚饭：大米粥、馒头、西红柿炒鸡蛋。
放下书包，顾不上洗手，邱宇就和母亲一起趴在小木桌上吃起饭来。刚扒拉了两口， “忍受”不了房间阴暗的他起身拉亮了电灯。60瓦的白炽灯在瞬间将这间大约15平方米的出租屋照亮的同时，也将家中的陈设清晰地呈现在记者面前：一台18寸的老式电视机、一台8成新的洗衣机、两张木板床。
简陋的课桌 不佳的成绩
据统计，类似邱宇这样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我国多达数千万。相对于拥有城市户籍的同龄人，他们不仅在居住环境、生活质量上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在接受教育的机会、质量等方面同样存在诸多不足。
走进同心实验学校，眼前所见是一排排浅绿色的陈旧瓦房和几条用砖渣铺成的小路。推开教室房门，斑驳的墙壁、锈迹斑斑的桌椅映入眼帘。据该校校长孙恒介绍，该校原是一家废弃的工艺美术厂。2005年，经过与皮村村委会协商，孙恒等人租下该厂房并花费7万多元进行了修整。“但这些钱只够我们简单收拾收拾，向学生提供教室、课桌、黑板等最基本的硬件设施。”孙恒坦言。
同心实验学校并非个例，采访中记者发现，作为随迁子女求学的主要渠道，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着硬件设施不够完善、师资力量较弱等问题。问题的背后是校方的辛酸与苦衷。 “我们每年要缴纳租金51万多元，还要支付教职工工资、水电费48.5万元，但我们学校学生现在仅有320人，每人每学期学费约1000元，连基本的运营都难以维持。”北京市宏翔学校董事长杨兵言语中饱含着无奈。
不仅如此，打工子弟学校中还普遍存在频繁搬迁的现象。“我们学校就是去年因为拆迁才搬到这里的，但现在这周围又要搞拆迁，真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宏翔学校校长吴循森告诉记者。与吴循森的抱怨相呼应的是一则正在被各大媒体频繁转载的新闻 《北京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拆迁，数千名孩子入学难》。
相对较差的学习条件和不断变动的学校地址，自然对随迁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2008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多名研究人员对北京市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公立学校的普通学生进行的比较测试显示，满分为100分的同一套标准化数学测试题，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平均得分为68.6分，而公立学校的学生平均分则高达77.3分。
不同的今天 共同的明天？
“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朗诵的诗歌 《心里话》，在博得阵阵掌声的同时也引得现场和电视机前众多观众热泪盈眶。
逆境中的乐观自信固然可嘉，但现实却不似理想那么简单。采访中记者发现，能够和城市同龄人比较明天的随迁子女数量并不多。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都会选择打工，继续读高中的只是一小部分。”吴循森告诉记者。
究其原因，吴循森分析，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大多数农民工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小农意识，“在他们眼里，孩子读书成才的可能性很小，与其投入大量金钱、时间去做一个不一定成功的事情，还不如放弃，他们觉得直接打工挣钱更实惠。”
不仅如此，由于户籍等问题的存在，即便是那些希望继续读书的随迁子女也很难在城里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为了让孩子们能在北京继续读书，这几年，我们曾多次联系附近的公立高中，但都因户籍问题没有解决。目前唯一愿意接收我校学生的只有北京市东方职业学校。”杨兵介绍。
相对贫苦的出身对随迁子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学习上。“城乡物质条件的差距同样可能对刚进城的孩子产生较大的心理冲击。”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表示，在他看来，歧视是对儿童最大的隐性伤害，随迁子女通过与城市同龄人的接触，或多或少地会对自身家庭的贫困状况有所认识，自卑心理从此产生，如此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对抗甚至仇恨社会的心理。
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对广州、深圳、汕头、佛山等10个城市、20多个县区进行的调查对曾锦华的分析提供了事实依据。调查显示，广东省未成年犯中有51.8%是外省的未成年人，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些未成年犯大多数从广东省外流入，或从省内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他们几乎都是农家子弟，且都只具有初中一二年级以下的文化程度。
百般的努力 一样的目的
“要缩小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同龄人在心理、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距，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孙恒告诉记者。在大声呼吁的同时，作为北京工友之家的负责人，他还通过实际行动为随迁子女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奔走着。
2009年，北京工友之家与其他社会团体共同举办了 “第一届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该艺术节以 “展现流动儿童文化风貌，关注流动儿童发展教育，促进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为理念，持续一周向公众展览了从北京市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精选出来的近百幅儿童摄影绘画作品。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树立流动儿童的信心，让社会看到这一群体的存在进而关爱他们。”孙恒说。
努力的不仅只有工友之家一个社会团体，为帮助贫困随迁儿童顺利就学，日前，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利大连分公司等联合举办了 “你我手拉手，爱心助成长”关爱流动儿童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安利大连分公司在向贫困随迁儿童捐赠助学金的同时，还邀请近200名随迁儿童及家长、志愿者开展了系列城市感知 “小导游、看大连”实践活动。
在社会各界为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状况而多方努力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有停下为此奔波的 “脚步”。2009年底，为支持和引导各地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财政部下拨奖励资金20亿元，专门用于那些接收随迁子女进行义务教育的学校，以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同时财政部明确要求，各地在安排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时，要向接收随迁子女数量较多、条件薄弱的城市公办学校倾斜，并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而刚刚颁发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征求意见稿），同样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给予了关注。 《纲要》明确提出要 “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有望在当地升学，参加中考、高考。”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表示。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农村的孩子坚强、独立，能吃苦耐劳，只要社会给予同样的条件和机遇，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和城市孩子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采访的最后，吴循森如是向记者表示，言语中饱含的是一个从事农村教育30余年的老人的殷切期望和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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