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关于富士康 “十一连跳”的道歉尚在耳边，又一跳楼事件发生。5月26日晚11点，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一名男工跳楼身亡。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男工的年龄、名字尚未公布，这是富士康今年以来连续发生的 “第十二跳”。在不断发生的悲剧背后，人们更关心其中的原因。

　　记者：从今年1月23日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到5月26日一名男工纵身一跃，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在一个企业发生如此多的员工自杀事件是非常让人震惊的，您认为这与富士康公司的管理方式有什么关系？

　　翟玉娟：我认为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么多的员工在短时间内如此密集地选择自杀，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从一个角度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予他们可以预想到的美好未来。这些事件集中出现在富士康，不能说与富士康没有关系。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是半军事化的，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员工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的一个个零件，时刻保证与机器一起高效运转。同时管理层级是壁垒化的，这样刚性的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劳动者普遍都是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富士康过于严格的管理方式，将劳动者与这个社会隔绝，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交往网络和社会支持，客观上是导致员工自杀的一大诱因。

　　记者： “十二连跳”的12名员工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年纪小，介于18岁到25岁；二是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这些80后甚至90后农民工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否跟他们的心理特点有关？

　　翟玉娟：我国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首要目标，建筑业是他们的主要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则更多供职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存只是他们的基本目标，除此之外，他们中有的人从小就随父母在城市打工，已经完全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非常渴望过上跟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因此有着更多的期盼，对工作的要求也与父辈不同。有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就业，加上抗压能力相比上一代较差，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会倾向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对社会的不满。自杀是内外因都有，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

　　记者：其实，在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引起人们关注之前，深圳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企业员工自杀，对此，政府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翟玉娟：深圳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在短短20年内创造了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经济奇迹，这其中外来劳动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深圳的繁荣离不开千千万万外来劳动者的创造。但深圳的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在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短视行为，造成了深圳外来劳动者流动性强，而农民工成为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人——这也是整个中国面临的问题，利用人口红利造就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又使大量的劳动者无法在城市定居。

　　记者：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亿万人口在流动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是否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翟玉娟：富士康尚未从根本上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加以反省，没有将劳动者作为独立的主体来看待。为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基层员工劳动强度大，被训练成一台台机器，法律对加班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部分劳动保障权益仍得不到保证。富士康事件折射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富士康只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一个突出点。一些应有权利的缺位，比如底层劳动者政治权利不足、与企业工资协商等平等话语权的不足，使得个体劳动者没有与用工方讨价还价的手段，在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应该考虑赋予劳动者更多的权利，缓解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记者：最近，有专家表示，按照卫生部统计，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十万分之十六左右，而富士康40多万人的基数，自杀率约十万分之二三左右。也有人对大学生群体中的自杀事件作过统计，大概是十万分之二到三左右。如果与这些相比，富士康发生的自杀事件比率并非特别高，似乎这并不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事情。对这种很多人认为“冷血”的看法，您怎么看？

　　翟玉娟：我认为通过自杀率的比较为富士康开脱是非常片面和不科学的。自杀率的统计是针对所有人群和所有年龄阶段的人员，而年轻人一般已经经历了青春期，比较成熟，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富士康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多密集的自杀事件，不能仅仅以自杀率低作为开脱借口。政府、社会、企业都应该反思自杀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不值得关注，而应特别予以关注，回避矛盾是不行的。希望通过富士康事件，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外来工的权益保障，在法律上、制度上建立有效的机制，推进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