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4月21日发布的2010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预计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以上，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有所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不得不让我们继续关注二元结构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了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非农化并未导致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的身份市民化，其结果是，一方面以农业-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反差为特征的传统二元结构正在转化，另一方面，城市内部以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户籍人口社会福利反差为特征的新二元结构日渐突出。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和北京的外来人口分别为517.4万和465.1万，其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均为27.4%。

　　新二元结构是在传统二元结构转化基础上产生的，其在本质上导源于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之后，自身因素和体制因素的交织作用导致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福利获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城市，存在着以户籍或身份为基准而形成不同群体收益“不对等”的情形，这种结构性问题难以单纯地通过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来化解，而必须依靠找寻有效的“身份转化”机制来逐步纾缓。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所面临的障碍是：如何在外来人口身份转化和城市实际承载能力之间保持精巧的平衡。从动态的角度看，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将会导致其承载力和容纳人口的能力渐趋增强。更重要的是，农民的非农化行为是其在经过成本-收益比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的条件下，城市的户籍放开或身份转化并不必然带来外来人口的蜂拥而至。

　　在短期内，城市也可以采取渐进式、结构化的方案来缓解新二元结构问题，即综合考量城市外来人口的融入意愿/融入能力以及户籍人口的接纳动机/接纳条件，按照“小幅度、持续化、结构性”的原则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以实现部分外来人口的身份转化或者外来人口部分福利的城市融入。

　　从融入主体的角度看，城市可以通过“融入门槛”设置来解决部分新进入者的身份转化问题，例如：有些城市按照劳动技能等标准来评定“优秀农民工”，并通过解决“优秀农民工”户籍来实现部分外来者的城市融入，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融入门槛”设置当然应进行结构调整或程度降低。从融入载体的角度看，城市可以通过先放开某些对现有利益格局触动不大的领域，然后根据条件再将对新进入者的福利作适宜性扩张，例如：有些城市已经承诺对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同城待遇”。从融入次序看，城市可以按照经济融合-消费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的次序实现身份转化，当前应率先在经济领域扩大外来务工人员的行业选择空间，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组织化以提高其薪酬，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身份转化延伸到社会文化等更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