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两会前后，“收入分配改革”密集出现在官方表达和民间讨论中。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但是，由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仍未见出台。3月初，坊间流传该《实施细则》被国务院退回修改的消息。

　　针对此传闻，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改革需要全盘考虑，下半年国家各部委和社会各层面将会集中讨论，细则应该在2010年底前出台”。

　　“调高”思路

　　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正式提上议程在4年前。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这次会议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提低、扩中、调高”的初步思路。其中，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调整则被部分学者称为“调高”深水区，几年下来进展乏善可陈。中共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中兼顾公平的要求，即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减少行政垄断干预，通过扩大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这意味着，2009年下半年出台的相关调控政策与监管办法将进一步完善与落实。包括去年9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11月首先在冶金、电力、石油石化、航空等四个行业启动的国企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改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该改革的核心在于尽可能剔除垄断因素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清理整顿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多过滥的津贴补贴，整顿垄断行业过多过滥的福利待遇、补充保险等”。

　　垄断行业的高薪高福利，一直遭人口诛笔伐。近年“两会”诸多议案、提案都与此相关。原劳动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2006年披露，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据国资委统计，2006年中央企业利润总和达7500余亿元，同比增长近20%，其中大部分的利润都来自石油、煤矿、电力、交通、电信等垄断行业。2007年《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要求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按净利润的10%上缴；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类企业按净利润的5%上缴。

　　上述《意见》实施以来，已有多名人士提出应当上调比例并扩大使用范围。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长期以来，垄断国企的税后利润没有全民共享。现在政府完善社会保障的改革，首要问题就是缺钱，但国企利润上缴用于全民福利的步伐太慢。”

　　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指出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提出应将国有企业利润纳入财政预算。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也在此期间表示，利润上缴目前覆盖范围还比较小，只限几个行业，国有企业税后上缴比例还比较低，税后利润分配还不够规范，“今后应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上缴比例，规范企业税后利润分配。”

　　而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更是提出，“(相比民营企业)按照解决就业的比例来换算，国企应该上缴90%的利润，用于解决现在的民生问题。”

　　国资委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此回复《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问题，需一定时间的准备。”财政部财政研究所所长贾康透露，“上缴资金的用途，在必要情况下可能向更大范围民生转移。”

　　3月24日，国务院常委会信息显示，中国将从经济布局与行业准入着力，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改制，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发改委酝酿的“促进民间投资20条意见”即将亮相，民间资本可能涉足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各行业利润率与行业间收入水平或将改写。

　　充分博弈

　　“如果穷人永远穷，中产阶级始终中产，那任何人都没有梦。”杨宜勇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背后，不仅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与中国社会文化亦有关联，“日本一些公司，管理层与底层员工工资差距不过三倍，中国一些企业则有70倍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恐怕不会有收入差距这么大。”

　　反观部分国家的改革经验，只有当每个人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富人、中产、穷人相互尊重，社会利益才不会固化，矛盾也容易化解。

　　“收入分配调整不仅是政府政策，每个人都不能做改革的看客，”杨宜勇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如企业员工不能等着国家文件涨工资，也不能只盯着工会主席，需要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建立有力的工会，聘请谈判专家、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郑功成也主张，惟有经过民意的充分博弈，收入分配改革才可能均衡兼顾各个群体的权益。

　　据了解，《实施细则》并不排除征求公众意见的可能。杨宜勇提出，公众应当淡化文件本身，积极参与改革的讨论与推进，拿出成文的意见，“《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时，外资企业普遍参与，有的甚至提交了三五百页意见，而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只是满腹牢骚，但法律刚施行，他们就要求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