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近期有望出台。据透露，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让利，包括政府对民众的让利，企业对职工的让利等。

改革重点在于让利

事实上，早在2004年，我国就出台了《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草案，但正式文件一直未出台。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包括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再度提上日程。

为此，今年4月以来，发改委已先后数次召开有关收入分配的研讨会，国务院研究室、财政部、人保部、民政部等部门均有官员出席。其间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还曾分赴浙江、四川等地进行调研。

6月13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就收入分配改革召开研讨会，有关专家建议，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提高垄断行业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地方自留税收的比例。事实上，让利成为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包括政府给民众让利，以及企业给民众让利。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远远落后于同期经济增速。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而初次分配政策是这次改革的重点。指导意见将会提出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向记者表示，此次收入分配调整是双方面的，高的要往低处调，低的往高处调，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让利。”接近发改委的有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包括政府对民众的让利，以及企业对职工的让利。该人士指出，政府向民众让利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城市化进程，以及政府提高科教文卫支出，推进“非公36条”的实施等。

需要协调各方面利益

“收入分配牵涉到各方面利益的调整，怎样兼顾社会公平正义？怎样和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

在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中，政府处于最核心的主导地位。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政府自身同样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纠结。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以地方政府为例，其目标是拉动GDP增长，因而热衷于鼓励资本密集型投资，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不断把经济资源向强者倾斜；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

事实上，企业让利于民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消费室主任陈新年指出，从让垄断企业上缴红利这一点上来说，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垄断行业自身的利益会受损，需要一定的税收等补偿机制，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要使之让利于职工，提高职工收入，则会面临更大困难。

“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对企业予以鼓励，或者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予以监督。”陈新年建议。

提高个税起征点呼声渐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条件，实现“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显然，涨工资是“国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手段，事实上，目前涨工资已成为大势所趋，今年以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声一片。目前，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20元，为全国最高；从4月1日起，浙江省将对全省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最高一档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00元，新标准从5月1日起正式实施。7月起，深圳最低工资亦统一提至1100元。

另一方面，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最近也很高。在这方面，广东有望率先破冰，针对广东省政协委员黄西勤关于提高广东个税起征点的建议，广东省地税局日前答复称，将向中央反映，建议对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建立和地区物价水平、通胀系数相挂钩的浮动机制。

政协委员建议兼顾收入和通胀情况确定个税起征点

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如何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把社会财富“蛋糕”分好，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受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高度关注。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1997年到2007年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普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工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振寰说。他认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必须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水平。

“作为国民经济重大关系中的最基础部分——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已经成为当前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深刻根源。”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指出，当前，我国政府控制的财力已经达到10万亿元的规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00多倍，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已经具备了基本实力。

为此，温思美建议，国家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民生领域，应将民生福利投入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列为刚性约束指标，长期持续。同时，加快税收制度的完善、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根据地区情况制定不同的个税起征标准。

个税起征点上调至多少才合适，众说纷纭。全国政协委员庄威认为，“应兼顾职工平均收入和通胀情况来确定个税起征点。建议以上一年度全国社会平均工资为个税起征点。”在他看来，这样设定个税起征点一方面争议较少，另一方面，在通胀情况下，个税起征点也将随着社会平均工资增加而逐渐上调，不至于给工薪阶层增加过多的负担。

温思美建议，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型个税税制结构模式，并逐步向将纳税人的生计、赡养等情况综合考虑的税制过渡；规范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纳税，出台包括财产税或物业税及相应的消费税等在内的新税种；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在权限范围内进行税制改革。

改革收入分配要“削高”更要“提低”是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们的普遍共识。全国政协常委蒋以任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监管，逐步消除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同时要通过继续增加养老金，提高最低工资、城乡低保标准等逐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标准。

他同时提出，在谈到收入分配问题时应避免一个误区，即单纯用收入水平来衡量高、中、低生活水平。国外的中产阶级除了收入本身外，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都是其重要特征。

“创建和谐社会，不单纯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关键是要创造出一个长效的、公平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让低收入层有机会迅速向社会较高层次流动，才能创造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橄榄型’社会。”蒋以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