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斯坦尼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城市设计，师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此之前，他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和建筑学学士学位。1966年起，他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建立的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担任研究员。随后，他开始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今。

　　在他多年学术和职业生涯中，斯坦尼兹教授一直致力于不断改进方法，使得规划师和设计师能进行大尺度的场地分析，并就保护和发展作决策。他开设的课程包括“景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视觉景观分析与管理”。过去几年中，在他为高年级景观设计研究生开设的“主要景观变迁”设计课中，为大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处于变化压力之下的景观区域作了规划。这些项目包括：美国Yosemite国家公园、Minuteman国家公园、Acadia国家公园、Gateway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州Gunnison地区、新罕什州Monadnock地区、宾夕法尼亚州Poconos地区、犹他州Snyderville盆地、宾夕法尼亚州Monroe县、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西Galilee地区、百慕大地区、犹他州Park市、加利福尼亚州Camp Pendleton地区，等等。

　　1984年，鉴于斯坦尼兹“在环境规划和设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在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景观规划，尤其是资源管理以及视觉影响评价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美国景观设计教育委员会（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授予斯坦尼兹教授“杰出教育者奖”。1996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颁发给斯坦尼兹教授年度“杰出实践奖”。

　　在我讲述这片论文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经历和背景。我从一个边缘学科进入了这个学科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理念。但在此之前，我没有受过景观设计和景观生态方面的教育，也没有相关从业经历。回想过去，我曾非常勤于钻研，也非常幸运和精力充沛，甚至经常不满成规旧习。而且我也一直关注教育和广泛的环境问题。我所在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也非常重视并支持我个人学术研究和发展。我身边总会有很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教授。我知道，在我所学到的知识中，大量来自于这些我的学生和同仁们。简而言之，我是一个生态学的“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

　　我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设计系任教长达三十多年。期间我也访问了北美、欧洲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景观教育机构。我深刻理解到各个机构教育体系设置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正是本次研讨会主题的来源和重要意义。我相信，最终的结论不会是一种单一的模式。我更确信，我在哈佛任教的经验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而，我还是很高兴能受邀参加这次研讨会，我希望我的这篇根据会议组织者要求写的论文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并具有参考价值。

　　我非常欣赏赫勃特·西蒙（Herbert Simon）关于“设计”的定义，尤其是他将“设计”视作一个积极的动词：

　　“所谓设计就是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改善现状的途径。”[ Herbert Simon，1916－2001，美国科学家。在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算机图灵奖。这段话引自他1968年所写的《工艺科学（The Science of Artificial）》——译者注]

　　诚然，在座的各位都与这个定义相关。

　　在我1995年的论文《“设计”是一个动词，“设计”是一个名词（Design is a Verb; Design is a Noun）》中，我提到生态与艺术都是人定义的。它们虽然不同，甚至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中，但是它们也可以和谐共处。遗憾的是，在我们学科里，这两者——生态与艺术——经常被视为两个对立的领域。在我看来，“设计……作为一个名词应该不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而且不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它应该是一个能被体验和理解的社会交流方式。正如乔治·萨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著名哲学家、诗人、人文主义者。——译者注]告诉我们的那样： [page]

　　‘当创作的天才忽视了大众的兴趣，他就很难创作出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作品。想象需要根植在历史、传统和人类的基本信念中，否则它只会漫无边际的生长而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跟那些微不足道的旋律一样，很快就过时了。’

　　另一个类似观点出自《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注释中：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具有启示他人的力量。如果一盏明灯无法点燃其他灯的话，它只是一团微弱的火焰。艺术的真谛不仅在于启迪其他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启迪整个人类。’

　　有人可能会反驳，认为景观设计的基本概念是关于审美的，而有人会认为是关于生态的，还有人会认为基本概念是生态与感知之间的联系。而我的观点是：景观设计的基本概念是社会关系，因为景观设计是‘设计作为动词’ ——一个以人为中心，进行改造的过程——的结果。进而在景观设计中，最基本的方法——体验的组织和物质化过程——既是生态的，也是感知的。”（Steinitz，1995）。

　　因此，无论设计本身是试图改变还是试图保护，它总有基本的社会目的，即通过改造环境和自然过程，包括生态过程，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设计的教育——作为动词和名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最近几年，我成为了教育方法的评论家（广泛的论述，而非从个人喜好出发）。我就此问题做过不少演讲，也写过若干论文（Steinitz 1990，1993，1995）。我曾为规划设计和教育本身设计了一个研究框架，用它来细化我们向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这个研究框架不仅可靠，对组织我的教学都非常有帮助，而且与这个会议的主题也相关。（我相信这个框架对在座的某些人来说已经非常熟悉，但我想向其他人再简单介绍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的这个框架将六个不同的问题组织起来，每个问题又联系到某特定的基于理论的答案或者模型。在各类项目中，这个框架会被“经历”三次：第一次逐层向下，定义项目的背景和范围——确定问题；第二次逐层向上，细化项目的研究方法——如何问答这个问题；第三次再次逐层向下，完成项目得出结论——找到答案。这六个问题以及相联系的模型是根据最初确立景观设计项目时的考虑顺序而自上而下列出的。

　　I：如何就内容、边界、空间和时间等来描述景观？这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景观表述模型。

　　II：景观如何运作？各个元素之间的功能关系和结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联系到景观过程模型。

　　III：目前的景观是否运作良好？判断的标准包括：健康、美观、花费、营养流或者用户的满意度。这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景观评价模型。

　　IV：景观可能发生何种改变？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何种事件？这个问题与第I个问题相关，因为这两者都是关于数据、词汇及句式表达。这第四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景观变化模型。在这里，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类型需要考虑：一是根据现状趋势发生的改变；另一是根据规划、投资、政策和建设活动等可实施的“设计”而发生的改变。

　　V：这些景观变迁会带来什么不同？这个问题和第II个问题相关，因为两者都是基于信息和预测理论。这第五个层次的问题可以形成景观影响模型，在这里第II个层次中的景观过程模型将用来模拟变化。

　　VI：景观是否应该进行改造？如何进行不同改造方式影响评价比较？这个问题和第III个问题相关，因为两者都是基于知识和文化价值。这第六个层次的问题联系到决策模型。实施过程可以被视作另一个层次，但这个框架则认为它是作为第I层次的不断反馈过程，即创造一个已经经过改变的表述模型。

　　需注意的是，这六个层次是按照一般认知方式的先后次序组织的。但是我认为从反方向来认识它们更加重要，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组织景观规划研究和推敲其方法（关键性战略阶段）；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更有效的教育方式。针对项目的设计方式应该根据逐层向上的方式组织并具体化，在各个层次上需要根据框架中上一级模型来确定该层次需要完成的成果。 [page]

　　VI 决策——能够决定提出改造计划或者能进行改造（或者不改造），需要知道如何比较不同方案。

　　V 影响——能够比较不同方案，需要通过模拟变化来预测影响。

　　IV 改变——能模拟变化，需要明确（或设计）模拟何种变化。

　　III 评价——能明确潜在的变化（如果有的话），需要评价目前情况。

　　II 过程——能评价现有景观，需要理解景观如果运作。

　　I 表述——理解景观如何运作，需要能描述景观的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