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7月13日报导，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委托第三方参与立法，并正式建立政府立法回避制度，根据该制度，在立法起草环节，如主管部门有直接明显利益关系的，原则上应该回避；专业性极强、需要借助专家智慧的，原则上相关部门可以回避；综合性跨部门的立法项目，部门间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则上部门予以回避；此外，在评审、审查环节，相关人员如与立法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应主动回避或强制回避。在实践中，重庆市已委托律师协会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中介组织管理条例》、《重庆市地方法规的立法需求》等规章，既焕发了律师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又作为第三方参与立法体现了相对的公正性，开了一个好头。我作为一个重庆的律师，有必要带领大家给点掌声。

　　这可以算中国立法在地区性的“破冰”开始了！按照惯例，我国的行政法规、规章通常都是由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主持起草，假借着立法的保护伞，某些畸形的集团利益得到了“冠冕堂皇”的维护，某些明显不公正的垄断或长官意志摇身一变，成为权威的法律条文，这已经成为中国法律腐败潜在的严重问题之一。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司法领域的腐败往往表现的是个体性的腐败，但立法不公则是“败坏了水源”，成为典型的利益集团性的腐败。更关键的是，当立法成为政府部门占有权力资源、分配既得利益手段的时候，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荡然无存，这对于正致力于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令人担忧的。

　　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没有对立法回避作出专门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成为《立法法》最大的遗憾之一，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不足，对于立法回避没有更多关注，追索司法、执法中的种种弊端，一个共识在法学家头脑中形成———必要的回避是立法程序中的应有之义，我们律师更是深有同感。

　　但需要认识到，在当前中国基层利益关联纠葛复杂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常常在其他各个领域渗透着众多的隐蔽力量，要将部门私欲彻底屏蔽在立法之外，做到真正的“回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决不是规定就成，决不会一蹴而就。如何才能确保绝对“割断”利益关联？在重庆市的制度规定中，充斥着众多的“原则上”、“应该回避”、“可以回避”的说法，问题是，如果部门权力找出各种“需要我们介入”的理由，“不讲原则”施加影响，这个制度能坚持住？能不走样吗？

　　因此，要想让“中国式”立法真正的落实回避制度，光有姿态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利益制约的智慧。我以为，在当前的情况下，除了讨论如何达到“回避”的共识，还需要努力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于委托单位需要有法制办等专门部门作出利益评估，尽可能选择相对超脱的人大机关专门委员会、独立的高校学者、研究机构人员等起草，尽量少选用下级政府、下属部门作为委托单位。同时，通过政策支持，有意识培养一批中立的“社会第三方”力量，使其在政治舞台上起到制约作用。　　

其次，法律这种“公共产品”要摆脱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就必须建立民众的参与机制，通过公众讨论与监督，尽可能清除隐藏于其中的部门利益。近年来，一些法律在征求社会意见当中，公众的参与热情高涨，提出了很多建议意见，有效防范了部门利益的法制化。但显然，是否征求意见、听取与否都有很大的随意性，立法是件涉及面广且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通过明确程序设计，避免这些“随意”带来的漏洞。

    最重要的，将公权部门违背原则干预立法的行为定位为“司法腐败”，而不是简单的“违纪”，警告了事。通过细化的规定与问责，强化部门官员头脑里的回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