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法律都规定了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辩护时，都要承担证明责任。律师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明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辩护时，就要有相应的证据，这就产生了律师的调查取证，作为辩护律师，也应当进行调查取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根据这一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但是，在刑事诉讼的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的任务是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主，检察机关的任务是以起诉罪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为主。所以，他们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注重的是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无罪、减轻、从轻的情节、证据不很重视，甚至收集了也不向法庭提供。因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后，进行调查取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据材料，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是对刑事诉讼的一种必要补充。而且这种补充，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辩护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5条的规定，律师有三种调查取证的方式。即：1、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包括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2、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查；3、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更为困难。法律规定向他们调查取证，除了正常的调查取证手续以外，不仅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审查起诉阶段还要经人民检察院的同意；到审判阶段还要经人民法院的同意。而且被害人对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更不愿向辩护律师作证。所以，辩护律师确实认为有必要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一般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为宜。

辩护律师通过研究案情，审查证据材料后，认为确实有必要调取证据材料时。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保障律师执业的规定等规定，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材料。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不同意，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没有必要而不批准。我们辩护律师可以坚持申请，直至到法庭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辩护律师为了自我保护，千万不要因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没有批准而自行收集、调取。

在侦查阶段，由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已经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做了明确规定，即只规定了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可以为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加上律师在侦查阶段对案件情况了解、掌握的甚少，而且往往还是一些一面之词，律师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侦查机关可能会认为律师在仅侦查，妨碍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事实上，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时受到有关部门的威胁、警告，有的甚至被罗织罪名。因而，严格地讲，这是一项有待争取的权利。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之前，我们不主张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工作，确实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无罪的、重要的程序性的证据，律师可以要求家属提供，而后由律师转交侦查机关。对于实体证据，如果认为确有重要的线索，律师也不宜直接进行调查，但可以建议侦查机关进行调查。

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修改，全国绝大部分的检察机关都允许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律师认真研究了全部的卷宗材料后，对案件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对案件证据存在什么问题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对需要调查取证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很多律师愿意这时候就着手进行调查取证。笔者认为在这个阶段最好也不着急去调查取证。因为：第一，这时候检察机关在审查，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审查起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可能对这一起不起诉，你去调查了，人家检察机关没有起诉，你就是前功尽弃，无用劳动；第二，审查起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有权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侦查机关很可能会利用你律师调查的证据，采取种种措施，重新补充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第三，律师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取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能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时候的人民检察院一般是不会同意的。即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也要注意这个证人在侦查机关是否己经作过证。如果在侦查机关作过证，你去调查改变了证言，很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在等着你呢！所以，在这个阶段也不用着急、最好不去调查。如果认为需要调查的证据确实非常重要，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由人民检察院去收集、调取证据。

刑事辩护律师的刑事责任风险

刑事辩护律师在收集、调查取证的时候，所存在的刑事风险有可能会涉嫌到的罪名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1、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和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时的第306条相应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造、毁灭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包庇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规定的是窝藏、包庇罪，表现在律师身上即律师向司法机关做虚假证明使犯罪分子不被发现、追诉的行为。
    3、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主要表现在刑事庭审之前，律师在取证过程中，故意或者过失将阅卷内容泄露出去的行为。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风险

除刑事责任风险外，刑事辩护律师在收集、调查取证的时候可能存在职业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的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占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三）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四）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的；（九）泄露国家秘密的。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律师如果在取证过程中不注意风险，不考虑防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禁止性规定，即使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可能会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而且寻味着其终生不得再从事律师职业，从而永远失去再做律师的资格。
    刑事辩护律师的人身或人格风险
    刑事辩护律师的人身或者人格风险。主要是指刑事辩护律师因为收集、调查取证的行为，而得罪、结怨了某些当事人或案件相关人员。这些人会想方设法对刑事辩护律师在人身权上受到伤害，或者在人格上、名誉上受到另一方当事人及其亲朋好友或者案件相关人员以及某些执法人员的侮辱、损毁等。对于人身风险，除了律师因受刑事责任追究而被拘留、逮捕甚至锒铛入狱之外，还包括一方当事人及其亲朋、证人以及其他案件相关人对律师的打击报复或人身攻击等。

刑事辩护律师收集、调查取证存在风险的原因

1、立法原因。首先，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所谓律师刑事责任豁免，主要是指律师刑事辩护中的刑事责任豁免，即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特别是在庭审中发表的举证、质证意见以及辩护、代理言论不受刑事法律追究。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波兰、荷兰、卢森堡等，都未向程度地赋予了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能有效保障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能时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在法庭上大胆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公诉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而不必担心司法机关因为它在法庭上的言论或者庭审之外的正常执业活动而对其追究诽谤、伪证、侮辱、包庇等刑事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兼听则明”，尽量减少法官裁判中的错误和不公。在我国虽然有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条第4款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第36条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但这些规定只是勉强体现了律师刑事责任豁免的精神，并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这就为律师的调查取证风险留下了隐患。
    其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作证豁免权。律师作证豁免权是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一个分支，它是指律师对其业务活动中得知的当事人的秘密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目前，律师作证豁免权已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并在国际性文件中有所反映。尽管律师作证豁免权的出发点在于维系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信赖关系，进而促进辩护律师顺利履行职责，但在客观上也避免了司法机关以包庇罪对律师予以追诉。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律师作证豁免这项权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承认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同时担任证人身份，但律师知晓船职业秘密，能否在不同的案件中担任证人身份作证，却没有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知晓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时，就有可能被司法机关以包庇罪予以追诉。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为一些司法人员对律师的无端挑剔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的“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对律师来说，无疑就是一个陷阱！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306条规定稍有变动，变成“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但这还是没有改变这一条款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危险性：如果一旦法庭对律师出具的证据不采纳，这就意味着律师所出示的证人证言“违背事实”；其他证据也一样，一旦法庭不采纳，或与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相悖，就意味着律师出示了“伪证”，至少，有“犯罪嫌疑”是可以肯定的。
　　由于这些规定出台，律师被归罪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刑事辩护中绝大多数律师不敢进行调查取证。甚至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向律师提交证据和证据线索，律师也不敢自己亲手向法庭提交，生怕一着不慎，被追究刑事责任。
　  2、司法机关人员观念上的原因。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总有不少办案人员对辩护律师的正常执业行为怀有一定的敌意，认为律师是在和他们故意作对，将律师的正确辩护意见视为替被告人开脱罪刑或者替坏人说话。也有不少侦查人员因律师对证据材料提出异议或者相反的证据材料，有的公诉人员因在法庭上辩论不过律师，自觉很没面子，于是不惜动用国家权力，进行情绪化的个人报复。如果说立法上的缺陷还仅仅是使律师取证产生潜在危险的话，那么司法人员观念上的障碍无疑会加剧这种潜在危险向直接危险的转变。